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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曾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则率先垂范,首先抓住农业问题进行调查,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出《农业六十条》;接着又对工业问题进行调查,并制订出《工业七十条》。由于经过周密而又系统的调查研究,制订出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条例,使大家有了明确的遵循,因而大大增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国国民经济以农业增产为先导,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给我们党的执政和领导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面对严重经济困难,
毛泽东三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自1958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失衡、市场紧张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再加上全国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到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1960年五六月间,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用于周转的粮食库存猛减,有的甚至只能销售一个星期;城市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十分紧张;广大农村在粮食减产和高估产、高征购下,缺粮断粮问题更为严重;一些省份不断出现人口外流、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干部的作风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这些情况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料想到的。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一致意识到,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960年1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彻底纠正“五风”》的指示中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他还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怎样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呢?唯有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调查研究是为了摸清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所以,毛泽东又说:“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3—234、237页。)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搞调查研究。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还强调: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1961年1月,毛泽东30年前写的《调查工作》(后来在编辑该文时,题目先后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和《反对本本主义》——编者注)一文被发现,他十分高兴。这篇文章反对从本本出发,强调向实际情况做调查,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1月20日,毛泽东嘱咐田家英将这篇文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并要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去搞农村调查。
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讲调查研究问题。他说:《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的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7页。)3月23日,在会议闭幕的当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此信发出后,进一步推动了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
1960年至1961年间,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全都深入基层,用不短的时间到第一线摸清实际情况,也留下了许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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