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艺术研究社
1933年冬天，林青和缪正元长途跋涉回到老家毕节。很快，他们就见到了秦天真，三个幼时的伙伴再次走到了一起。
已经是中共党员的林青和缪正元相对谨慎，倒是秦天真激情外露，向林、缪二人介绍了当时贵州的局势和他在贵阳开展过的抗日活动，言语之中流露出壮志难酬的无奈。秦天真还几次向他们提到，想找共产党，参加红军。
听到这些心迹，林青这才告诉秦天真，他们两个回毕节的目的，就是准备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进行抗日救国运动。
秦天真喜出望外，马上向林青和缪正元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就有了大雪中文庙宣誓的一幕，三个年轻人成立了毕节党支部，入党最早的林青任党支部书记。
当然，这个支部不为党组织所知，完全是三个人的自发行为。林青他们也迫切地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但几经寻找，却毫无头绪。当时的中国正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因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陷入低潮。中共中央所在的中央苏区，正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艰苦鏖战。贵州还是革命工作的空白地。林青他们建立的毕节党支部，就是这片空白当中的一颗孤星。
“在这样的条件下，林青他们三个仍然自觉地开展着党的工作，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这样的精神尤其可贵。当时的中国，加入共产党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掉脑袋，他们没有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却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身份和任务。这就是党性，就是信仰的力量！”潘圣群说。
为打开革命工作的局面，林青等建立了一个“草原艺术研究社”作为掩护。
林青曾这样解释这个名字，草原意味着辽阔、坦荡、丰厚，象征着远大的革命理想；丰茂的草原，意味着生生不息的革命力量。而以“艺术研究社”为名，不容易引起当局的猜疑和注意。
“当时他们创办研究社的实际目的，是用一些公开的艺术活动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培养青年骨干，团结进步力量。”潘圣群认为。
草原艺术研究社成立的时候，正值学校放寒假，大家有充裕的时间参加活动。
秦天真在贵阳一中时就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他在毕节也很有号召力。很快，草原艺术社就吸引了100多个热血青年，分到文学、戏剧、绘画、歌咏四个组里。
1934年2月中旬的春节期间，草原艺术研究社在城里的川祖庙举行了连续两三天的大规模公演，声势浩大。很多当地的学生、教师、普通民众都提着取暖的竹编烘笼，围坐在川祖庙里看演出。
潘圣群讲了那次公演一个有趣的细节。
“临公演前，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来审查节目。大家都有点紧张，林青说，你们不要怕，我去应付他。他把节目单拿去向书记长汇报，听到《伏尔加船夫曲》是苏联的歌曲，书记长说，苏俄的歌曲，不许唱。问到《国际歌》的时候，林青特别强调，这是法国人的歌曲，书记长说，法国人的歌，当然可以唱嘛。”
由于林青的机智应对，号召群众起来砸烂旧世界的《国际歌》，就在国民党官员的特许之下，第一次在毕节上空回荡，传向四面八方。
那次公演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节目，名为《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的小独幕剧。
“那时候毕节的封建意识很浓厚，男女学生不能同校，林青他们觉得，动员女青年出来参加革命，演出这个剧目很有必要。困难的是要演这个戏，需要七个女角，当时敢于上台参加演出的女学生只有熊蕴竹等四人。最后，林青、秦天真、缪正元三个人男扮女装上台，凑齐了‘七个女性’。”潘圣群说。
那段时间，正是草原艺术研究社活动最高潮的时候。但是随着研究社越来越频繁的活动，尤其是一支地方武装加入毕节党组织，国民党当局开始紧张、警惕起来了。
九人工作委员会
在毕节教书时，秦天真结识了一位“范营长”。
此人名叫范建章，听说了秦天真的一些进步思想，一直要求见他。一席长谈后，秦天真才得知，范建章原来是军阀周西成部队的一个连长，周西成战败身亡后，范建章把他那一连人拉到黔西、大方、毕节一带活动，以“劫富济贫”为口号吸引贫苦受难的人参加他的队伍。
遇到秦天真的时候，范建章已经集结了大约一个营的力量，故自称“范营长”。
“范营长”在毕节挺出名，有点儿“绿林军”的意思，毕节党支部成立以后，林青几次和秦天真提出来，让他考察范建章对党的认识，商量把范建章的队伍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
在1934年三四月间，秦天真安排了一次“范营长”与林青的会面，地点在范建章的姐姐家。
林青用最朴素的语言向范建章介绍了共产党的使命。当他说到，共产党是要推翻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建设人人有吃有穿、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时，范建章说了一段令秦天真一生都记忆犹新的话——
“我们三个人，活一个要干下去，要是哪天我们三个都遭那些龟儿（指反动派）逮住了，要杀，要砍，不要怕，拖出去的时候，走在前面的要记住掉头回脸来看看后面的，也算打个招呼，死了也是条硬汉。”
这段粗豪的话，与毕节党支部的三个成员可以说是心有戚戚，道出了每个人的心声。几十年后，秦天真写回忆录时，仍能把这几句话字字不差地记录下来。
那天，没有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从早晨到下午的长谈，就是范建章的决心和誓言，他成为了毕节党支部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从“范营长”那里回来后，拥有了第一支武装力量的毕节党支部，马上开会决定，在毕节边界建立武装根据地。
正在党支部的工作就要走上正轨的时候，毕节发生了一件“惨案”，改变了那段历史的走向。
1934年四五月间，林青的妹妹被毕节驻军的一个军官调戏和猥亵，她反抗不从，林青的弟弟得知后气愤至极，找到那个军官说理，反而被他当场打死。
更加令人愤怒的是，校方畏惧军队权势，不肯主持公道，反而开除了林青的妹妹，令她双重受辱，自杀身亡。
两条人命激起了公愤，林青和一些学生一起抬尸游行，要求追责。没想到，这场游行被当局说成是“共产党煽动闹事”，一下子把矛头指向了刚刚秘密建立起来的毕节党支部。
林青马上警觉起来，放下个人恩怨，首先考虑党组织的安危。他召开了会议，分析反动当局的目的，大家讨论的结果是，草原艺术研究社的宣传工作太过活跃，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要尽量减少公开集会，范建章的加入也可能让当局开始关注他们，支部应该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几经周折，林青、秦天真、缪正元带着当时已经进了“黑名单”的熊蕴竹，在1934年的夏天，转移到了贵阳。（记者 米艾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