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被迫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始末

他的理想是狂热的，而性格又是粗放的，这就必然导致在领导中国革命时，判断上的轻率，作风上的专断。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这个决议说：“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在这一最后的决战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完全胜利”。李立三提出，以武汉为中心，从南到北，发动武汉、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并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以实现世界革命到来。

当这个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惊讶起来，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这个发疯的冒险计划，当时在国内就遭到何孟雄、林育南等的反对，而此时的李立三，眼中所见的是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乃至世界革命的全面到来，怎容得别人的不同意见，他专横地压抑不同意见，对何孟雄、林育南等，则当作右派给予处分。

在党内讨论六月决议时，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率先表态，反对这一冒险计划。这可惹恼了李立三，他立即致电远东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要求调走罗伯特，甚至要求改组共产国际远东局。

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同意的情况下，李立三部署了武汉、南京和上海的总暴动，特别强调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严重问题。”他还异想天开，希望得到国际援助，“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西伯利亚十万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联合中国，向敌人进攻”。

他明知这样做，是违反共产国际纪律的，却不以为然地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并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

红二军攻打武汉的战役，作为立三暴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开始便严重受挫，部队1.6万人损失1.5万人，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破坏，据国民党《武汉警备专刊》所载资料统计，从1930年6月到12月，有60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中省委级干部5人。白区党的工作，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不仅武汉，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党组织也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立三路线尽管时间短，因其推行之雷厉风行，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