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被迫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始末

同时，共产国际主席团大肆吹捧王明等，称赞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主要是“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与此同时，米夫已到达中国，正紧锣密鼓，全力扶持王明等上台。

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在会上有针对性地说：“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谁是两面派，谁又在搞小团体？显而易见，曼努伊斯基批评的就是瞿秋白。共产国际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影响着与会的中国同志，张国焘、黄平和蔡和森参加了会议，他们都要循着共产国际的态度，作例行性表态发言。

张国焘在会上说，“三中全会是秋白同志领导的，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蔡和森在会上说：“谁是真正的小团体？真正小团体的代表是秋白同志。”

曼努伊斯基既然让李立三去“揭破这个痛疮”，李立三也就顺竿而下，说自己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李立三做了最不该做的事，就是附和曼努伊斯基，说：“我现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说到底，是他太温良恭俭让，也就是说在处理立三错误时，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即苏共党内斗争的模式，将李立三的错误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别的什么危言耸听的反动路线，没有对李立三本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是，他的善良换来的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缺席的情况下，任人批评指责，甚至李立三也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

背着“调和主义”、“小团体的代表”和“两面派”的罪名，瞿秋白不可能再担当中共中央负责人，于是，米夫登场了。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集中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而此时李立三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成为活靶子，受到会议的无情批判。会议撤消李立三、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根据米夫的旨意，将“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推至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四中全会后，对瞿秋白的清算远没有结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问题作出决议，指责他以派别行动对王明等人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向他压来，他欲辩不能，失却话语权，只得默默忍受屈辱，接受所有的指责，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甚至违心地承认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他又能说些什么呢？谁又让他说些什么呢？米夫、王明的政治高压之下，他只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我们在了解这一历史的真实后，就不难理解《多余的话》中出现的如下话语：

“老实说，在四中全会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过去就算了。”

“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

四中全会后，他告病留在上海。3年的时间，他和鲁迅在一起，又回到他称之为自己的家———他所愿意做的文学研究和创作，度过他36年短暂生命中的“最惬意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