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被迫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始末

果然不过两个月，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来信，指出，李立三不是策略上的错误，而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接到国际来信，瞿秋白立即找李立三谈话，传达国际的指示。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对李立三的错误作出补充报告，明确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12月22日，中共中央在96号通告中，正式提出“立三路线”的概念。

此时，王明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已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国际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国际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两章将近三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就是要将瞿秋白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而三中全会后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

这本小册子甚至公开地赶瞿秋白下台，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他提议，“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态度”，王明欲取而代之，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瞿秋白检讨，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

瞿秋白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对李立三就错误而言错误，一点也不夹杂个人的情绪，他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责立三路线的责任。”别人倒了霉，非但不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反而在逻辑推理上，额外地承担起责任。这就是瞿秋白。

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召去苏联学习。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李立三的检查后，作出《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给三中全会定了七条原则错误，甚至说，三中全会的领导机关表现出“不健全的两面三刀的空气。”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的七名委员，众口一词地批评三中全会，给瞿秋白加的罪名是，“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等。似乎李立三没有什么错，而瞿秋白却成了缺席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