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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任弼时赴俄学习，而毛泽东在国内投入到了风起云涌的斗争里。
1924年，任弼时回国，参加团中央工作，先后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书记、总书记。
1926年，任弼时离开上海，代表团中央去苏联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弼时从苏联回国，到了武汉。这时，毛泽东也在武汉，分别多年的同乡、校友再次相遇。任弼时和毛泽东交流了上海和湖南工农运动方面的情况。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旧俄租界三教街41号楼3楼上的一位俄侨家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的“酒会”，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任弼时十分兴奋，他发言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说共青团是党的助手，我代表团中央拥护党的决议。会议只开了一天，夜色中，任弼时与即将赴湖南的毛泽东握手告别。
1931年3月，党组织派任弼时到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在长汀一间农家的土砖屋里，毛泽东走了出来。他身穿粗布的红军制服，脚踏一双布鞋，快步走上前去，与任弼时紧紧握手。任弼时望着又黑又瘦的毛泽东，既兴奋又心酸。
毛泽东向任弼时介绍了苏区的大体情况，回顾了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这一段战斗历程。毛泽东关于实行红色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军队、开展反“围剿”斗争的一些看法，深深打动了任弼时。
9月，毛泽东来到瑞金，和任弼时同住在叶坪村中央局的小楼上。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处理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政府，选举毛泽东为政府主席。任弼时由衷地为毛泽东感到高兴。
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已统治全党。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已被排斥，但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有很深的影响，任弼时同周恩来、朱德一起，仍然主张按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来对付敌人，胜利地粉碎了第四次“围剿”。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决定两军主力向北进攻，先取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决策，党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张国焘最后公开搞分裂活动，另立中央。
由于通讯不便，领导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并不了解张国焘的反党阴谋。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时，张国焘企图把红二方面军拉过去，共同反对中央。开始，张国焘故作热情，极力拉拢。但任弼时识破了他的心计，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两军会合后，任弼时首先到当时受张国焘排挤的朱德那里，深夜长谈，较详细地了解了张国焘的罪恶行径，并坚决表示说：“我不同意张国焘那一套!”
张国焘依旧高傲自大，一意孤行。一次，张国焘派人送来一批文件，内有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并指名道姓地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的内容。
任弼时见状，立即指示：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文件材料保留一份，其余的全部烧掉。他气愤地说：“张国焘，你要反党中央，反毛泽东，你算个什么党员，算什么老党员！”
在红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会上，张国焘又公开诋毁毛泽东。任弼时严厉地警告说：“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你如果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
任弼时和朱德一方面严厉地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同时又严肃而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任弼时找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谈心，宣传团结统一和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张国焘孤立了。最后，张国焘只得表示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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