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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激烈的争执
任弼时素来谨言慎行，十分尊重和信服毛泽东的领导才能。但是，在转战陕北斗争中，他却和毛泽东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执。
1947年3月12日，一架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在延安上空丢下了成串的炸弹，顿时，延河两岸升起了熊熊大火和浓烈硝烟。与此同时，国民党的34个旅共23万人从南、西、北3个方向向延安逼近，战火已经烧到延安的大门口。
鉴于国民党胡宗南部的大举进攻，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大打人民战争。同时，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以达到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
随后不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和后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和前委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而刘少奇、朱德等同志领导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则率领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前赴晋绥解放区即山西临县三交镇一带，进行工作。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也全部武装起来，和警卫部队一起合编为中央支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叶子龙为参谋长，廖志高为政治部主任。
不言而喻，任弼时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毛泽东曾诙谐地对任弼时说：“你们四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八百人的‘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管好。”任弼时一方面要和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另一方面还要指挥这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同胡宗南的几十万虎狼之师进行周旋，保证党中央的安全。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不久，便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狠狠地打击了胡宗南的部队。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胡宗南不顾一切地寻找战机，同人民解放军决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则命令西北野战军避敌锋芒，挺进陇东。
1947年6月7日，胡宗南部刘戡率四个半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由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共中央机关只隔几里。与此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兵由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当时，解放军主力在陇东地区，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有几百里。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只有4个连。把炊事员、饲养员等后勤人员算在内，总共不过300余人，其中还有一个短枪连，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200多人，形势相当严峻。党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当时的情况是西边有马鸿逵部，南边有刘戡、董钊部，东边濒临黄河。根据以上情况，任弼时以支队司令员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走，如有情况可以向东走。他认为西边和南边均有敌人，而向北走路宽，活动余地大，情况紧急时还能过黄河，这样可以确保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
部队接到通知后，整装待发。可两个钟头过去了，还没有得到出发的命令。中央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走进毛泽东的住地，却没想到他听到的是任弼时和毛泽东正在为此进行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不同意向北、向东转移，更不同意一有了情况就过黄河。他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而且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任弼时心里很不踏实，作为中央支队司令员的他，把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看成是全党赋予的重托。中央留在陕北，任弼时是完全同意的。但现在遇到险情，他自然地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立足点。他迅速思考着毛泽东的意见，还想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想法：部队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部队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没有保障。
毛泽东此时丝毫没有多考虑自己个人的安危，他考虑的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具有超人的审时度势、洞察一切、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才能。他语重心长地对任弼时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个战略问题，这样可以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而且毛泽东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追，速度也会很慢，向北到青阳岔，则是一条大路，敌人如果追过来，速度会很快。
经过争论，任弼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后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是正确的。在这次惊涛骇浪中，毛泽东临危不惧，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坚定意志，和任弼时为保障领袖绝对安全的万一之虑，被后人广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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