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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云的合作化思想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快超出了决策者最初的设想。原本预计用15年完成的任务在“一五”计划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全部完成。因为工作开展得过快，合作化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的组织形式进行反思。陈云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他的这些思想在其关于三大改造的主张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一）关于合作的目标。从国家层面考虑，推进合作化可以促进“一五”计划的完成，为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提供组织保障，但具体到合作的每一个参与者，不论是农民、手工业者，还是私营工商业主，让他们切实地感受到合作带来的好处，才能为合作化提供最直接的动力，这也是合作的目标所在。
陈云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必须比资本主义的企业办得好，合作社必须比个人经营的企业办得好”；为此，“合作社社员的工资收入，不应该低于他们入社以前的劳动收入，而应该在努力生产、改善经营的基础上，做到比合作化以前的劳动收入有所增加。如果有些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因为提取公积金过多，而使社员收入比加入合作社以前的劳动所得减少了的话，就应该减少公积金来增加社员的工资。”（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320、317页。）
提高合作社社员的收入，不仅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合作的优越性，而且能够确保合作的可持续性，使个体经营者乐于主动走上合作的道路。我们不是为了合作而合作，合作的目标应当是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参与者自身福利的提升。在陈云看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是说，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要把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在陈云的心目中，这应当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最终归宿。
（二）关于合作的速度。尽管陈云希望借助合作化促进农业的增产和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但他并不主张合作化以过快的速度进行，而是认为应当以稳健的方式逐步推进。在1954年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因为没有在报告中给合作社说好话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同年，针对国营工商业部门发展较快、私营工业生产面临困难的问题，陈云还特别指出，“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使天下不乱，如果搞得太快了，就会出毛病”，“手工业合作社是一定要发展的，但要防止产量超过需要，并注意原料是否有保证”。（《陈云文选》第2卷，第270—271页。）
即使在农业的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加速的情况下，陈云稳健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1956年，受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影响，各地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明显加快，到1956年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达10万余个，人数达500余万人，占手工业总数的92%；全国8.8万多户私营工业以及与之有协作关系的4.8万多户个体手工业，实行了公私合营，私营工业的产值和从业人数分别占工业产值和从业人数的0.2%和0.6%；全国240余万户私营商业中，有82.2%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参见李德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212页。）
对于快速改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中央也是有所觉察和防范的。1956年2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其中明确要求，参加合作社的个体手工业户，不要过早过急地集中生产和统一经营；同时，所有私营工商企业在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以后，一律由原企业主负责照旧经营，六个月内不动。（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2月11日。）陈云在此后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发言中，不止一次提及并强调这一决定的重要性，还进一步指出，“这不是说半年期满以后，各行各业就都能够进行改组。所有工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企业改组，都不应该受时间的限制，都必须经过充分准备”。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人为地割裂了“工商业原来的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这给行业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为此，陈云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企业的改组工作不能性急，更重要的是，对个体经济的改造一定“要结合生产安排，在有利于生产的条件下进行”。（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318—319页。）衡量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成功的标准并不单纯是改造速度的快慢，还有改造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的发展，是否经过了必要、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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