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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被中共中央派赴上海的冯雪峰，5月28日给张闻天、周恩来写来他抵沪后的第一份工作报告，其中写道：“前次要进来之外国医生坚决要来，现在已送来，他的名字叫SG Hatem（即马海德），另有一个叫Edgar Snow（即埃德加 斯诺）的美国记者亦来，此人系来参观，三月后即要出来，此二人均十分热中共和红军。他脑子里装了一大堆问题，见刘鼎是个颇有经历、谈吐不凡的共产党人，急于通过交谈释疑解惑，便不由分说带刘鼎去了洛阳。洛阳是东北军“剿共”前线指挥部，张学良名为到前线督战“剿共”，实为到前沿去暗中联共，行动当然是极为秘密的，带上刘鼎就走，刘鼎不便也来不及和两位外国人打招呼，就离开了西安。两位外国人被丢在西京招待所，空等了几天，不见刘鼎人影，便悻悻然原路返回了。
刘鼎参加了4月9日在陕北肤施（延安）桥儿沟大教堂的周张会谈后，随周恩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除了向中央汇报在张学良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还把曾有一位外国记者和一位外国医生要来苏区的事做了报告。
斯诺未能进入陕北苏区，很不甘心。回到上海，再次拜访宋庆龄，留下一份要找红军采访的问题清单，上面列了11个问题，如：红色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方针，对不平等条约及外债、外资、外国牧师财产的政策，对日本、英美、苏联的估计和政策，以及中国是否可能同外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等等。5月中旬，这个问题清单传到苏区，中共中央很重视。5月15日，政治局常委开会，专门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杨尚昆、王稼祥等参加情并十分可靠，尤其是医生他买了三四百元的药带来……收到此信后，即刻请派人到延安接两个外国人——Hatem与Snow，他们六月三日从沪动身，估计六月十三四日一定可到延安”，“此外有金华火腿八支鲁迅送给毛主席、洛甫、恩来诸人的”，并说，“托涂君（即涂振农）”，“上海方面的情形可请涂君再报告一些。”
6月上旬，斯诺和马海德第二次到西安。这时刘鼎已是中共中央派在张学良身边的代表，负责处理中共中央交办的事。他见到两位外国人，也算“一回生二回熟”了，仍然安排他们住到西京招待所。刘鼎将他们去苏区的计划报告给张学良，提出能否用飞机将其送到肤施。张学良考虑了一下，说：用飞机把两个外国人送到前线不回来，太惹人耳目；尤其是飞机驾驶员是美国人，恐怕不好保密，还是用卡车吧。于是，刘鼎又通过王以哲，请他安排六十七军往来肤施的卡车。但是，等了几天，迟迟没有安排发车的通知，追问几次，答复是连日阴雨，路况不好，一等就是二十多天。刘鼎原没想到能延宕这么长时间，他6月12日曾电告周恩来：“周建吾（即董健吾）带涂振农、医生、记者等三人抵此，并带来李（沪联络局）信，建吾今日归，振农可于两日后由象三（即刘向三）带入……医生与记者下次来。”
这期间，由于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部按照西北“剿总”命令向陕北苏区腹地推进，中共中央决定放弃瓦窑堡西移保安。同时因连日阴雨交通阻隔，第一批去苏区的人未能如愿到达，原拟第二批走的斯诺、马海德，也一直等到7月上旬才成行。等待期间，斯诺也没闲着，访问了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等西安的军政要人，还曾会见路过西安准备去苏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那天，刘鼎安排汽车，拉他们参观西安名胜。斯诺和邓发坐在一台车上。
后来斯诺写道：“我看到里边坐着一个头戴一副墨镜，身穿一套国民党官员穿的中山装的人，我们驱车前往汉朝的一个皇宫的遗址”，那人“在我们坐汽车出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下车后，那人“卸下墨镜，摘掉白帽。我才看出他相当年轻。他的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压捺不住自己，对目前这种情况感到好玩：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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