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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在晚年著作《亲历与见闻》中回忆说，他1936年6月在燕京大学将要毕业，埃德加斯诺约他陪同去陕北苏区采访，他比斯诺晚到西安，住鼓楼大街西北大旅社。斯诺和马海德住较现代化的高级饭店西京招待所，“斯诺、海德姆和我都是第一次到西安，我们利用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一同去开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地游览。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就由一位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中共驻东北军的联络军官陪同，乘坐东北军军车向延安出发。我留下来等待下一批交通员带领北上。”在等待期间，黄华在住处受到国民党省党部特务的盘查，他把这情况告诉给东北著名爱国教育家车向忱，“他说：‘这里情况很复杂，你不便在西安久留。’他说他会及时把发生的情况转告刘鼎。
此后两天，刘鼎和刘向三同志先后到旅馆来看我，说北上的安排业已就绪。”“次日清晨，刘向三和东北军一位上校开了一部军车来到旅馆，接我上车。在车上我看到已有王林、徐行和另一位较年长的同志。”
7月初，刘鼎曾按中共中央要求紧急赴安塞开会，张学良对刘此行十分重视，托刘带了他给周恩来的信，并特派飞机专送刘鼎到肤施。
安塞会议上，刘鼎向中央报告了两位外国人要来苏区的行动安排，中央领导人都很重视。会后，7月8日一早，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克农从安塞来到苏区前沿中心白家坪，迎接斯诺与马海德的到来。
百日采访 满载而归7月13日，斯诺与马海德到达保安。当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他们的住处看望，对他们来苏区表示欢迎。第二天，举行了欢迎晚会。随后几天，斯诺对毛泽东、张闻天等进行了采访。
8月下旬，斯诺和马海德西行，到在豫旺堡的彭德怀指挥部和西部前线去。原计划去一个月，但是由于要采访的人和事太多，直到9月底才从西部前线回到保安。
刘鼎在7月初安排了两位外国人进苏区后，斯诺在陕北苏区9月初又在西安接待了斯诺的夫人海伦（即尼姆威尔士）。她是随中共北方局的交通王林从北平来的，要到陕北去。刘鼎将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得知这时斯诺不在保安，还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西部采访未归，同时，去陕北的交通也有困难，刘鼎便安排她在西安活动了一些天。对此，曾陪同海伦去西北采访的王福时回忆：“1936年夏天，一位叫王林的信使突然来到盔甲厂海伦的家中，带来斯诺给她的一封信，海伦当即决定随王林一道去西北。此时距西安事变仅两个月，延安方面派刘鼎在西安张学良公馆作为与红军联络的专员，但延安与西安每天只有一辆军车往来，主要用于运送急用物资。可能是刘鼎考虑当时的复杂情况，怕海伦去延安（回忆有误，当时中共中央在保安—作者著）会影响斯诺早日从延安返回，于是便劝她先返回北平，并派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宗麟同行，这次延安之行的目的没有实现。”
刘鼎还安排海伦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同她谈话时，表达了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意见，海伦把张学良的言论记下，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出来，引起国际的注意。
9月底，斯诺和马海德从西部前线回到保安。9月底至10月上旬，毛泽东又用了几个夜晚与斯诺谈他个人的生平，而且是彻夜长谈。毛泽东对斯诺的采访如此重视，其原因，正如斯诺后来所写的：“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政府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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