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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这年春天第一次到西安，刘鼎曾一路陪同；第二次经西安进出陕北苏区，又是刘鼎安排接送，两人关系自然熟络亲切。刘鼎一再叮嘱斯诺：“你可以写其他的人，但一定不要写我！”斯诺答应了，并信守承诺。他知道刘鼎从事工作的隐秘性，在他后来写成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只字未提刘鼎，至于他是从北京出发还是从上海出发，也写得很含糊。写到董健吾时就称他为“王牧师”。
斯诺完成历时四个多月的西北之行，回到北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报道给英美各大报刊，宣传红军及其领袖的事迹和主张，这就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多年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新闻封锁和妖魔化宣传，如石破天惊，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一年后，以这次采访成书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一个月内就发行了五版，不久就有了多国文字译本。1938年初，中译本在上海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限于环境，虽然隐去了“红星照耀”的字样，却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把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书中运用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照片，在采访归来时，都因为放在一个提包里，曾经丢失了，是刘鼎在深夜里帮助找回的，这个花絮却不为广大读者所知。
1970年，斯诺在“文化大革命”热潮未退之时来中国访问，他会见同他一起去陕北的马海德医生时，还没忘记打听刘鼎的情况，听说刘鼎被关在监狱里，感到十分遗憾。1987年，刘鼎去世前住在北京医院，马海德前来医院探望，还一起回忆了他和斯诺1936年两次到西安，刘鼎帮助他们进入苏区的情况。马海德对陪护的刘鼎女儿说起他们第一次到西安不辞而别：“他说他有工作要做，说一天后与我们联系，结果不见他来，我们没处找他，又不认识别人，一天天过去了，钱也用光了，也没等来他，我们只好返回上海了。”“我们为他担心，他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几个月后，我们第二次去陕北，还是他安排我们进入根据地的。”坐在一边的路易艾黎说：“那时你爸爸可是个神秘人物，非常能干。我们都喜欢他，都听他的。我们想，共产党人都是这个样子，革命还能不胜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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