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田汉依旧在艺术上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写心境”“写自我”，而且将这与“写现实”紧密结合。对于“新浪漫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渐次深刻而且成熟。《获虎之夜》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名优之死》则更是中国话剧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获虎之夜》写出了“超悲喜”的艺术之美的境界，正是大悲的结晶；《名优之死》则以非同寻常的办法写出艺术家内心独特的苍凉与悲怆。2008年，田汉基金会曾邀请一个由青年业余演员组成的民间剧社，演出田汉先生的剧作。其中就有《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在简陋的舞台，以最直白的方式和难免幼稚的表演，竟然让观众唏嘘落泪，落幕时刻，掌声骤起。这说明田汉的戏剧具有不会衰老的生命，说明今日的戏剧爱好者和观众，看得懂也需要田汉的“新浪漫主义”。自然，这也提醒我们，在继承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的同时，也要拓广各种艺术创作的流派，以丰富我们的话剧舞台，让观众来拥抱话剧。今日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继承田汉的戏剧观，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四
田汉是率真的。夏衍先生曾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倘以黄金论人，田汉起码在九成以上。这是对田汉人格的公允之论。
南国社的戏剧运动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是中国话剧史上颇为精彩的一页。但是也招来一些批评，甚至颇为尖锐的指责。在南京的巡演中，有观众来信，批评田汉的剧作有“颓废”和“唯美主义”的倾向，说戏中那些艺术家男女的爱恨和悲伤，无关普通民众的疾苦，更无助于铲除社会的不平；这些剧本还是离生活现实太远。田汉极为重视这些批评。他审视自己总是沉溺于灵与肉的纠缠中，艺术和爱情的主题虽然已经开始从天宇向地面人生降落，但还是离民众和现实颇远，他的声音还像是从遥远的空中朦胧传来。而上世纪30年代的国情正面临急剧的变化，民族的危机正一天天加剧，爱国诗人田汉内心已经在自我搏斗。他认识了共产党人夏衍、冯乃超等，结成了终生的好友。中国共产党又派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加入南国社，帮助他“转向”。在地下党领导下的“普罗列塔戏剧（无产阶级戏剧）”也给予田汉巨大的启示。1930年2月，上海成立了“自由运动大同盟”，田汉认识了鲁迅先生，并且一同被选为执行委员。同年3月，上海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田汉又与鲁迅先生、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等一起被选为常务委员。无疑，这都在促使田汉思想的转化。而安娥的出现对于田汉的转向，有着巨大的助动。这位从莫斯科归来的美丽又豪爽的“红色女郎”，那热烈的革命情怀，对革命理论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深深打动了田汉的心。他更加仔细深刻地解剖自己的内心。1930年初春，田汉决定南国社转向为无产阶级服务，投入到左翼戏剧运动中去。1930年3月田汉在《南国月刊》上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他批评自己“热情多于卓识”，“浪漫强于理性”，决心把过去的得失，清算一过，研究现实的潮流与需要，做出不背离民众之要求，有贡献于新时代之实现。他的自我批评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受到当时领导上海地下党文委的瞿秋白同志的高度称赞，也指出田汉关于自己作品有“颓废情绪”“唯美主义”倾向的检讨，未免过于激烈。这说明瞿秋白对于田汉的戏剧观念和浪漫主义是理解和首肯的。新浪漫主义与革命与否无关。
田汉“转向”的第一个舞台剧是《卡门》。这是对Del Rio主演的影片《卡门》的颠覆性和革命性的“改编”。那部影片也背离了梅里美的原著，将追求爱情自由的吉普赛女郎卡门写成荡妇。田汉则将卡门写为，为了追求自由而与不平的社会以及爱情的束缚做拼死斗争的姑娘。这恰好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社会状况相合，同当时中国的民气相契。演出极为轰动。这戏虽然有直白的政治色彩，却也是田汉将自己的艺术同社会的需要相结合的宣言。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田汉立即投入抗日的左翼戏剧运动之中。这时他以《乱钟》一剧表现出将自己的艺术化为民众心声的决心和功力。《乱钟》在暨南大学的演出成为一次激情的民众誓师。这是中国话剧史上激昂的篇章。
1932年2月，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田汉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领导了左翼戏剧运动，又和夏衍、阳翰笙等人领导和组织左翼电影运动。田汉还同小他14岁的音乐家聂耳成为至交，他们合作的歌曲一直在今天还回响在祖国的舞台。这时田汉写了许多名剧，如《梅雨》《洪水》《年夜饭》《战友》《扫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月光曲》《回春之曲》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其中《回春之曲》是个代表性的作品。依旧是艺术和爱情的纠葛，依旧是荡气回肠的情感，但艺术和爱情都冲出个人的牢笼，升华为对祖国民族之爱用艺术和生命报效祖国。这戏从今天的观念来看，也难于超越。剧中插曲《梅娘曲》，有着永恒的魅力，令歌者和听者，时时都能潸然。后来，田汉又投入组织和领导抗日演剧队的工作，一队队热情奔放的青年戏剧家，投身抗日战场和大后方，掀起中国话剧史上的又一次高潮。田汉还组织领导了一次在桂林的“西南剧展”，成为中国话剧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后来，这些艺术家大部分成为新中国各地话剧和戏曲院团的中坚力量，为新中国的戏剧事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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