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珺
痴爱
张大千临走时对常书鸿说，“你在这里是无期徒刑啊”
解放周末：在敦煌莫高窟生活的日子，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常沙娜：到那儿吃的第一顿饭我到现在还忘不了：一碗厚面片、一碗醋、一碗颗粒很大的盐。父亲告诉我，这里的水碱性很大，以后每顿饭都要记得喝点醋。父亲在法国的时候习惯喝咖啡，所以把咖啡壶也带去了敦煌，可他喝到的总是又苦又咸的咖啡，因为那里没有糖，而水又是咸的。
解放周末：这样的生活条件和你们过去的日子反差太大了。
常沙娜：我那时候还小，到了那里什么都觉得新鲜。但大人们就不一样了，那时候最怕的是生病，特别是怕生急病。莫高窟离县城远得很，头一年只能靠一辆木轮老牛车进出，往返至少要一天一夜。我记得研究所有一位职工发高烧，父亲准备用牛车拉他进城，动身前，他含着眼泪说：“所长，我看来不行了，我死了以后，千万别把我扔在沙子里，请你把我埋在土里啊。”病愈后，他就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
解放周末：这么苦，父亲有没有后悔的念头？
常沙娜：他刚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还在那里临摹壁画，临走时，他对我父亲说“我们先走了，你留在这里可是无期徒刑啊！”但我父亲说，自己是“杭铁头”，就是把“牢底”坐穿，也在所不辞。“杭铁头”是我们杭州人的说法，意思是认定了的事就绝不后悔，永远带着一股子犟劲。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是陈寅恪先生曾经的感叹。
当常书鸿来到心中的圣地，站在曾经轰动世界而彼时已被盗宝者掠夺一空的藏经洞时，他百感交集。突然，“轰”一声巨响，洞窟上方的危檐崩落了一块大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
令常书鸿感到辛酸的是，藏经洞中的珍贵文物早已四散，剩下的千佛洞也一直遭受着自然与人为的双重破坏。在众多无人看管的洞窟里，珍贵壁画早被偷盗者用胶布粘走，剩余有不少被烟熏得漆黑一片，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随意打穿，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堆积在洞窟里，几十年来无人清理，不少洞窟已被流沙掩埋。
“我父亲是艺术家，但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却无关艺术，都是实实在在的体力活。”常沙娜说。
当务之急是修建一道围墙，禁止人们随意出入，破坏洞窟。当地人建议，莫高窟的水很咸，只要夯实了，便可用沙土筑墙。于是，常书鸿带领所里人起早贪黑干了50多天，筑起了一道上千米的沙墙。
紧接着是清理沙子。常书鸿估计，洞窟里面的沙子大约已有10万立方米，如要清扫，按照当时的工价，需要300万元，但所里的经费只有5万元。
“父亲和同事们发明了一种‘拉沙排’。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推，喊着号子，互相比赛，就这样把积沙一排一排刮到水渠边，然后提闸放水，把沙冲走。”
接着，要给数百个洞窟一一编号、普查。常书鸿不得不频频爬到那些早已颓败不堪的残余栈道上，可有些栈道实在无法攀爬，于是，他们又发明了一种叫作“蜈蚣梯”的独木梯。有一次，他和同事爬上九层楼高的洞窟，突然，蜈蚣梯翻倒了，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能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崖往上爬，险些摔下山崖。
对洞窟里的壁画进行临摹，更不轻松。临摹洞顶上的壁画时，只能抬头看一眼，低头画几笔，才一会儿，脖子和手臂就十分酸麻。幽暗的洞窟中还需要点蜡烛，烛光摇曳忽明忽暗，眼睛特别酸。
临摹需要大量画笔和颜料，但茫茫大漠到哪去找这些用具？笔秃了，只能简单修理，一用再用；没有颜料，就用红泥、黄泥土法自制。
由于经费短缺，到敦煌不到半年，研究所已债台高筑。为了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常书鸿常常只身跋涉戈壁，往返城乡，清晨出发，半夜才归。
许多个梦里，他仍骑着骆驼，在无垠的沙漠中前行，恍惚间，一大块壁画掉落下来，压在他身上。他吓醒过来，只听到大佛殿檐角的铁马铃在夜色中叮当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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