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珺
痴守
“这些东西已经一千多年了，再也经不起哪怕一丝一毫的破坏了”
解放周末：父亲有没有对您讲过，他为什么要坚持守在敦煌？
常沙娜：父亲从不对我讲大道理，但我看到的一切都在告诉我，敦煌如果再没人保护，就快毁了。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军官来莫高窟游览，向我父亲提出要从洞窟中带走一件北魏彩塑菩萨像，说是放在家中让他妈妈拜佛用。父亲费尽口舌，最后提出用我画的飞天像作交换，才把那个家伙送走。
解放周末：与大自然的侵蚀相比，人为的破坏和掠夺更可怕。
常沙娜：以前张大千在的时候，习惯用透明的纸在墙壁上把壁画印摹下来，然后再画，这样比临摹要快得多。我父亲给我和其他工作人员都立下规矩，决不允许再拓，只能对着临摹。他对我说，沙娜，你把纸钉在墙上，起码要钉两个图钉，那壁画上就会多两个洞，这些东西已经一千多年了，再也经不起哪怕一丝一毫的破坏了。
解放周末：他像爱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惜敦煌。
常沙娜：是的，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心头肉。从到敦煌的那年起，他就带头每年种树，他说树木多了，才能为莫高窟遮挡风沙。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惜木如命。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造反派批斗他时，就故意当着他的面砍树。
1945年的春天，妻子突然向常书鸿提出，自己要去兰州看病。一去就没了音讯。
常书鸿心急如焚，策马狂追，跑了200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抢救持续了三天，当常书鸿醒来时，妻子已在兰州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与他脱离关系的声明。相守了20年的夫妻，从此成了陌路。
几个月后，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敦煌，常书鸿则接到了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握着电文，常书鸿泪流满面。
“常先生，我们要回家了。”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向他告别。常书鸿无从挽留，他深知经费已经断绝，每个人都思乡心切，熬了这两年，已属不易。
常沙娜说，她至今还记得那个人去楼空的夜晚，空荡荡的莫高窟只剩下她和父亲、弟弟，还有两个工人。万籁无声的夜，常书鸿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披衣下床，手持一支蜡烛，走进熟悉的254号洞窟。
烛光中，墙壁上的“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曾经看过无数遍。佛的前身萨埵那是古印度的王子，他看到山崖下即将饿死的老虎母子，就纵身跳下悬崖。此时大地震动，风云变色，他用自己生命的结束换来了老虎生命的延续。此时，张大千的话又在耳畔响起。常书鸿想，如果守在这里真是一场无期徒刑，那他的刑期才刚刚开了个头，绝不能就这么走了。
常书鸿决心放手一搏，去重庆求援。
“1945年的冬天，两头毛驴上分装着简单的行李，我搂着弟弟嘉陵骑着一头，父亲骑着另一头，流着泪离开了敦煌。”常沙娜回忆道：“临行前，父亲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作为路上的资费。”
途经兰州时，常书鸿为了造势，举办了一场以莫高窟壁画和景物为题材的父女画展。画展异常成功，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士很喜欢常沙娜的画。几年后，常沙娜在她的邀请下远赴美国学习艺术。
到重庆后，常书鸿奔走相托，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等一批“敦煌卫士”全力相助，纷纷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吁挽救敦煌研究所。
常书鸿辗转找到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当即决定把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经费、编制、材料、设备，还拨给他一辆十轮大卡车。
回到敦煌，常书鸿招兵买马，开始了“二次创业”。几年间，郭世清、刘缦云、霍熙亮、段文杰等几十位后来名垂敦煌史册的工作者，纷纷加入了莫高窟保护的队伍。临摹、维修、加固……研究所的工作逐渐恢复并走上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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