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胡乔木

在浙江大学从事学生运动，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

来到上海，胡乔木稍作安顿，立刻向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求援，希望通过他的周旋，能让自己回清华继续学业。他试图再次将求学读书与追求革命结合起来。朱自清很快回函：重返清华已无可能，但可转学浙江大学。

1933年10月，胡乔木持朱自清设法开出的转学证明，经考试合格后，正式转入浙大外文系二年级英语专业学习。

在中断了两年大学学业之后，胡乔木终于又回到了此前为自己所设计的人生轨道上来。

十分有趣的是，浙大外文系这一届的英语专业，包括胡乔木在内，只有3名学生。所以，平时英语专业的一些必修课，常常会出现“先生讲，三生听”的场面。胡乔木创办宣传壁报，成立秘密读书会，组织大家阅读马列主义外文原著，适时地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

然而，读书求知与从事革命活动，实在是难以并立而行。与当年在清华时的情形一样，浙大的这个戏台，自然也无法容纳胡乔木这类“危险角色”的登台表演。1934年底，由于频繁地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上发表进步诗文和译作，并因参与领导反对校长郭任远的学潮，胡乔木被浙大视为“赤色分子”开除出校。

1935年2月，胡乔木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部部长的王翰（原名陈延庆，盐城人。先后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司法部顾问等职）取得联系。经王翰介绍，胡乔木于同年5月重新加入中共。这次重新入党，实质上是重新接上了他的组织关系。不久，升任社联常委、宣传部长。同年7月，调任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中共党团成员、宣传部长。11月，由中央文委决定，出任文总党团书记。1936年2月，文总解散，改任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简称“江苏临委”）委员、宣传部长。

有了此前在清华和北平、在盐城和浙大组织学运、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的历练和经验，胡乔木的才学以及组织协调能力和应对复杂环境、处理突发事件的宏观驾驭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示。

1935年5月，胡乔木发表于社联《盟报》上的《评红军是不可消灭的》文章，反响很大。同年，他针对国民党亲日派徐道邻的《敌乎，友乎？》谬论，发表于《知识》创刊号上的《友乎，敌乎？！》一文，被主编钱亦石评价为“像个老手笔”。他的另一篇文章，即发表于1936年2月25日《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上的，关于萧军《八月的乡村》的书评，竟然引来了张春桥以狄克为笔名发表在3月15日《大晚报》副刊《大地》上的，旨在攻击鲁迅的批驳文章。鲁迅一眼看穿了这个假左派的反动本质，随即写下《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在随后发生的“两个口号”之争(“两个口号”之争，即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中，胡乔木坚定地认为：周扬号召各阶层、各派别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出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国防文学”的口号具有片面性，容易使作者忽视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的口号，符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此，他与邓洁、王翰、钱俊瑞等人一起，不赞同周扬等人对鲁迅采取攻击态度，并且努力地协调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鲁迅对胡乔木代表江苏临委所做的工作，曾给予了充分肯定。

脱颖而出的胡乔木注定要在更大的舞台施展自己的抱负。胡乔木的德识才学，也引起了延安高层的关注。1937年5月，胡乔木接冯雪峰通知，奉组织调遣，速离上海，与李凡夫同赴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