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晋
毛鲁之心，何以相通
毛泽东读鲁迅的书，共鸣深深，在思想情感方面息息相通。究竟怎样“相通”，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在文化革命上的共鸣。
这里说的文化革命，和20世纪60年代作为运动的“文化革命”，不是一回事。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批判传统的旧文化，由此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生代”，毛泽东在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总是把文化革命放在突出的位置。《新民主主义论》是系统的理论成果，原本的题目，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这部论著中，毛泽东提出，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旗手”、“主将”、“代表”、“方向”这样的用词，反映了鲁迅在文化革命领域的地位和价值，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我们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几个代表人物中，陈独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后来逐渐离开了文化革命领域；胡适在文化领域的作为虽然不小，但其思想轨迹显然和中国共产党是两条路子；也只有鲁迅，依然在文化领域不断战斗，不断前进，且思想轨迹同毛泽东的主张，颇为接近，都特别重视通过文化革命推动文化转型，倡导建立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读鲁迅著作，在这方面获得共鸣，实为必然。
二是在透彻分析中国国情问题上的共鸣。
鲁迅和毛泽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是“主将”，一个是“前卒”，他们都饱读诗书，对历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对老中国社会都有深刻的认识，对旧的思想道德都作过分析和批判。对几千年封建压迫，鲁迅概括为“吃人”，毛泽东概括为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大绳索。他们都注重对中国社会进行思想启蒙。鲁迅以“精神界之战士”的身份，努力于“改造国民性”；毛泽东早年组织新民学会，宗旨是“改造学术与人心”。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的腐败社会进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毛泽东很欣赏鲁迅分析批判中国社会问题时，在方法上的深刻辩证，事实上这也是他和鲁迅的共同特点。
的确，无论是批判旧中国，还是建设新文化，都是很艰巨很复杂的事情，绝不是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单纯口号，就可以大功告成，更不是越激进越好。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因为立足于中国国情，在大量深入的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却被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戴上“右倾”、“保守”和“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这个遭遇，很像同时期的鲁迅。大革命失败后，左翼文化界在关于“革命文学”等一场又一场的争论中，创造社、太阳社的言辞很激进，对鲁迅的批判攻击也很激烈，给鲁迅戴上“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绍兴师爷”、“堕落文人”的帽子。
鲁迅的主张看起来不激进，恰恰是因为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识更深刻和辩证，由此对创造社、太阳社的反批评，也就非常到位。比如，在《上海文坛之一瞥》中，鲁迅说革命文学运动的错误，“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目，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对这样的反批评，毛泽东极为欣赏。1972年11月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中，他对鲁迅与创造社分歧的高下，作了评价：“创造社不那么高明。鲁写的《上海文坛之一瞥》，就是骂创造社的，后来郭沫若就写《创造十年》驳他，驳得没劲。”毛泽东评价左翼文化界的这段公案，或许会想到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期的遭遇。事实上，就在鲁迅写《上海文坛之一瞥》的前一年，毛泽东为反驳“左”倾教条主义，写了一篇《调查工作》，后来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和鲁迅的反批评，实为异曲同工。
关于毛泽东和鲁迅在深刻了解国情这个问题上的共鸣，有两个文化界的当事人的看法，是很到位的。
一个是萧军。他在1944年3月22日的日记中说：“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认识底深刻性，韧性，战斗的精神，严肃性，深沉性，这和毛泽东底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政治认识的全面性，政治学说，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忍耐的能容的力量——正是对照的。”
再一个就是曾经批评过鲁迅的周扬。在1977年4月发表的一篇接受采访的文章中，他把鲁迅和毛泽东放在一起评论说：“我们谈鲁迅的功劳，一个是对社会的了解确实深刻，一个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两条是很厉害的。毛泽东的伟大也是这两条，其他的许多革命家就不如他。毛泽东、鲁迅，对社会、历史的了解是非常透彻。因为这种了解，所以对马克思的理论可以用。教条主义者，像我们这些人和年轻的人吧，也许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比方说‘创造社’后期的人，都在日本读了很多书，王明这些人也读了些书，但是读了不能用，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毛泽东和鲁迅对社会有丰富的了解，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这些问题，如果你没有太多社会、历史知识，你的马列主义就只能变成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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