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在北大

我正在寻找出路

到了北京后，毛泽东忙碌着奔波着，几经联系，才落实好勤工俭学的事宜。大多青年因出国补习法语，陆陆续续进了预备班，没有进预备班的也考入北大预科。杨先生希望毛泽东最好能在北大继续读书，可他却没有报考预科，其间不乏经济的原因，亦不排除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相关。这里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教育部规定，中等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先工作几年后，才能报考大学。现今这一愿望已然落空，他便作另外的努力，据肖子升回忆，由于“蔡（元培）校长帮忙的缘故”，图书馆长“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他说：“毛泽东对蔡孑民校长一直非常感激。写给他的每封信都以‘蔡夫子大人’开头。他认为自己是蔡校长的学生，永远对蔡校长表示尊敬。1938年，蔡孑民先生隐居九龙，在他逝世前十二月左右，我常到他家促膝而谈。有几次我们谈起毛泽东。以蔡先生的高龄，自然他不能记住一切。蔡先生还能记得毛泽东给他写信，但想不起毛泽东的音容笑貌了。”

毛泽东最初住在杨昌济先生家，其他会员分住在湖南会馆。由于分散居住，联系起来十分不便。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8人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8个人挤住在一间小屋里，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大家挤在一个炕上，挤得几乎都透不过气。如果实在熬不住要翻身，必须要先同两旁的人招呼，否则根本翻不过来。毛泽东带着抱负和求知欲来到北京，在他的眼中，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说：“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中，毛泽东当属最窘困者之一。肖子升说：“毛泽东几乎一无所有，虽然路费（往法国）已减少到一百大洋，但这对他仍是无法解决的大数目，而且他自己知道，无人能借这笔钱给他。”毛泽东自己也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有了这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这固定的经济收入，对他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由此奠定了他在北京的生活，故而分外珍惜。

他因工作关系，阅读各种新出版的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他的顶头上司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最为直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已经说的十分明白，他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3月，即将成为新中国人民政权领袖的毛泽东回到阔别30年的北平，他感慨道：“30年了，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而提供了毛泽东与李大钊近距离接触机会的人就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肖子升对这件事的叙述，就更为详尽。他说，他们原打算让毛泽东去做教室清洁员，因为那样可以在工作之余免费旁听。后来，是蔡元培改变了毛泽东的工作，肖子升说：“蔡校长是位可敬的人，立即了解了我们的困难。他有个更好的主意：与其做个教室清洁员，不如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因此他写了张条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蔡校长没有指出毛泽东是由长沙来的，是‘青年领袖’。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

毛泽东的工作问题落实了，他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专心于工作之外，对学业和人生的思索仍在追寻之中。他和新民学会在京会员，曾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所谈多是学术和人生问题，对他们很有启迪。

五四前后，西方的各种主义如潮涌来，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当然最先感知，他凭着一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炽热的心，苦苦寻觅着救国之路。他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