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在北大

和邵、梁、周的交往

毛泽东在北大时，和邵飘萍、梁漱溟、周作人都有过一段交往。听过邵飘萍、梁漱溟的课，交往的时间颇长。因讨教新村主义而拜访过周作人。然而，无论交往的长短，毛泽东都没有忘记他们。在谈起北大往事时，他曾深情地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格的人”。1918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和新闻编译社，并在北大讲授新闻学。当时，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是会员之一，邵飘萍常到学会讲课，传授办报的业务知识。毛泽东除了课堂听邵先生讲课外，还常去邵先生家讨教，据邵飘萍夫人回忆：“那时，毛主席是北大职员，平易近人，到我家里来，很有礼貌，叫飘萍为先生，叫俺邵师娘。”

后来，毛泽东回长沙创办《湘江评论》，邵飘萍所传授的知识，给了他不少的帮助。毛泽东也因《湘江评论》而声名鹊起。毛泽东对邵飘萍的半年授课之恩，一直怀念在心。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杀害。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惋惜。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他对这段短暂的师生关系，极为珍惜，就是到了晚年，他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毛泽东虽然没有上北大，但他是新闻学会和哲学会会员，由此而旁听了邵飘萍和梁漱溟的课。他和梁漱溟是同龄人，只是在月份上，梁漱溟长3个月。梁漱溟与杨昌济同在哲学系任教，经常来杨家，多次为梁漱溟开门的都是毛泽东，他们开始有交往而熟悉起来。1938年，梁漱溟为积极奔走全民抗战，来到延安。他单独与毛泽东进行八次谈话，其中两次彻夜长谈，使梁漱溟对共产党，对毛泽东本人有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国共两党斗争中，梁漱溟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一直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支持反蒋反国民党的斗争。

全国解放后，他们之间的往来仍很密切。问题出在1953年9月的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扩大会上，在有关三面红旗和农民问题的发言中，梁漱溟的一句“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惹恼了毛泽东。两人在会上斗起了口角，在一片批评谴责声中，梁漱溟说：“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崩溃。1986年，梁漱溟旧事重提，检讨自己“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到了晚年，在接受外国学者采访时，梁漱溟仍然说：“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

毛泽东来北大之前，作为湖南一师的学生，曾信奉过新村主义。到北大后，他理应去拜访中国新村主义的最积极的鼓吹者周作人，可却疏于这方面的记载。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发生在1920年4月7日，周作人的当天日记：“毛泽东君来访。”

后来，毛泽东奔走革命，其声名已如日中天。周作人有意也罢，无意也罢，这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北平，周作人沦为文化汉奸。在此期间，他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做，他就曾尽力保护过好友李大钊的儿女们。在护送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儿子李炎华离开北平前往延安时，周作人特意告诉李星华：“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并服刑。1949年1月，他被保释出狱后一直住在上海。新中国建立后，他日夜思念回到北京，便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后便惴惴地期待着。他对朋友说：“南北通车了，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他来八道湾看鲁迅，鲁迅不在家，同我谈了一会。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回北京，还不知道给不给回音。”

周恩来接信后，立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罢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不久，周作人得到可以回北京的消息，他高兴地告诉友人：“回音果然来了，是毛先生请周恩来写给我的，允许我回家。”回京后，周作人重新住入八道湾，在周扬、冯雪峰的安排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买下他的全部译稿，每月支付200元，这在当时应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待书稿全部出版后，稿费再重新结算。周作人自然清楚这一切得益于毛泽东，原想给毛泽东去一信，可“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迟迟的就一直没有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