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在北大

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近距离地接触陈独秀，当然是在北大。他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1920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上海，他特意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后来有分歧，但是毛泽东就个人情感上，一直没有忘记陈独秀。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获释出狱，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战的事情。中共中央立即以张闻天、毛泽东的名义作出“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其精神实质是要陈独秀等承认托派的错误，即可重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恰在此时，王明回到延安，极力阻止这一工作的进行。王明直至晚年对此还沾沾自喜地说：“由于我已回到延安，陈独秀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

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的引路人，1942年3月30日，也就是陈独秀逝世前两个月，他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3年后，毛泽东再论陈独秀，他说：陈独秀虽然“有些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在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就是在这次紧张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提陈独秀，他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显而易见，毛泽东为此仍在深深自责之中。

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之一，自己却没有出国，诚如他跟斯诺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据毛泽东致周世钊信说，他曾为此讨教胡适、黎锦熙：“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虚心好学，奉胡适为“楷模”，胡适又待人热情，好为人师，而且他们又年龄相仿，他们之间定有一段亦师亦友的交往。

毛泽东回到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引起了胡适的注意，而毛泽东所写《民众的大联合》，更让胡适拍手叫好，他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称赞《民众的大联合》：“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曾和几个新民学会会员拜访胡适，并留下一封信。回到长沙后，毛泽东还给胡适寄明信片说：“将来湖南有多点借重先生之处。”在此之前，毛泽东经过上海时，曾给胡适去信一封。1921年9月，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51年5月17日，胡适在阅读胡华所著《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史》中关于湖南自修大学的内容后，于当日日记中写道：“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不过，毛泽东与胡适的这段交往，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而“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总想利用工作关系，多结交几个大学生，可事与愿违，毛泽东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件事当然使毛泽东刻骨铭心，他所说“不把我当人看待”，当有言过其实之处，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北大的学生，“他们大多数”也免不了轻视劳动者的毛病，这些“天之骄子”怎能俯身与图书馆助理员，一个月只有8块大洋的人，“交谈政治和文化”呢，况且，所讲又是难以听懂的“南方土话”。这之后，天各一方，急景流年，北大学生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年那个讲“南方土话”的图书馆助理员，几十年后，竟会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1945年7月1日，抗战胜利在即，傅斯年作为6名国民参政员之一乘飞机访问延安。毛泽东单独安排时间，与傅斯年彻夜长谈。同当年北大相比，时间和场景都有了转换，可毛泽东依然不失他乡遇故知的情怀和礼贤学人的雅量。谈话中，自然谈到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谈到傅斯年等五四运动风云人物。听到谈及自己，傅斯年谦逊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第二天也就是7月5日，毛泽东给傅斯年写了封信，上写道：“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这便是章碣的《焚书坑》，毛泽东以条幅书写，以赠傅斯年。诗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为什么给傅斯年书写《焚书坑》，时下有着很多解。笔者以为毛泽东之所以书写这首唐诗，是针对傅斯年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而抒发，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回应，其间含有自谦自况之意，即与傅相比，不是读书太多的知识分子，抑或有别的什么寓意，已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