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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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15日，青年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事，由长沙乘火车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的长途之旅。他没有去法国，而选择留在北京。10月，经恩师杨昌济的介绍，他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次年3月，因母亲病重离职归湘。在北大的不到半年的时光，他读了很多的书，接触了很多的人和事，特别是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这一直深植于他记忆之中并带来深远的影响。

优秀的师范生

1913年春，毛泽东被湖南第四师范录取，师范学校为5年制。次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入第一师范。第四师范是春季开学，而第一师范是秋季开学，毛泽东重读了半年预科，到1918年暑期毕业，他实际成为读了5年半的师范生。在这所学校里，对他影响至深的教员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其中尤以杨昌济的影响最大。杨先生对这位农家子弟很感兴趣，其日记中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先生期望不可谓不高，希望毛泽东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出类拔萃、人才辈出。仅比毛泽东长4岁的黎锦熙和毛泽东来往密切，相交于师友之间，在读过毛泽东的日记后，他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剧烈动荡的社会呼唤“大造”之才，而毛泽东也正关注着变幻的政治风云。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一师学生编印《明耻篇》小册子，毛泽东在封面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还在挽学友的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那种对民族危难的沉重忧患，那种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情怀抱负，溢于字里行间，跃然纸上。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在给肖子升的信中就警告：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尤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果然应验了这一石破天惊、防患未然的预言。

正是由于杨先生的介绍和推荐，《新青年》给他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对他的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为此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而他兴趣最大的是伦理学，他认为，“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之所以如此认识，是因为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一生酷爱游泳的毛泽东，不仅能在江河湖海中“胜似闲庭信步”，而且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充满着“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的意志。他常对人说，好男儿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取名为“毛奇”，以历史上普鲁士的一名很有学问的将领毛奇相比喻。在一师就读期间，学校组织人物竞选活动，毛泽东在34名当选者中，得票最高，而在德、智、体三方面都有得票者，惟有毛泽东一人。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肖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这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学会成立不久，肖子升去了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1920年冬，由毛泽东撰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肖子升“颇加删削”的条文，恰是毛泽东所提激烈的政治主张。一激烈一温和，这是两位好友最终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其实，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信仰仍未确定，亦如他所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召开会议，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该尽力进行，推举蔡和森等“专负进行之责”。蔡和森到了北京后，给毛泽东寄来了一封信，十分同意毛泽东的新民学会的方针意见，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表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他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新民学会会员大多成了中共早期党员，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重任。

杨昌济此前已在北大哲学系任教，赴法勤工俭学的信息就是他传递回家乡的，并让一师的学生们积极准备赴法留学。这时的湖南政局混乱，政权更迭频繁，教育已经摧残殆尽，学生已至无学可求的境地。勤工俭学便是一条新的出路。蔡和森在北京忙碌之际，常去杨先生处。6月30日，蔡和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北大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兄事”当指毛泽东正在长沙筹划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吾三人”是指毛泽东、蔡和森和肖子升。他们都是杨昌济最看重的学生。杨昌济希望毛泽东先“入北京大学”，以造学业和事业的“可大可久之基”。

在全国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湖南是报名最多的省份，毛泽东担心大量人才外流，造成基础教育薄弱，所以，他在致同学罗学瓒的信中说，同人已没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后路空虚，非计之得”。认为罗学瓒从事教育工作最适宜，不如留下从事教育。在安顿好患病的母亲后，毛泽东于8月15日离开长沙前往北京，途中因铁路被大水冲断，延至19日到达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