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学贤
顶住压力保护好同志
1972年7月中旬，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杨勇重新出来工作，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有人为杨勇任副职打抱不平，说你什么问题也没有，“文革”前当了那么多年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为什么要降职使用?杨勇平静地说，这么多年没有为党做工作了，对不起党和人民，心里有愧啊!现在有工作做了，到沈阳军区不是很好嘛!
隔离审查了4年多，使杨勇深感“不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大痛苦”，一旦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机会，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夜以继日，查阅资料、找人谈话、参加会议，尽快熟悉情况，担当起主管作战的重任。
8月底，杨勇率军区检查组到边防检查工作。20多天里，横跨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和呼仑贝尔草原，穿行在大、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之间。他爬山坡、下坑道，勘察地形，检查工事，到边防一线哨所看望战士，单就在边境线上的行程就有三四千公里。长时间乘坐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对腿上有伤的杨勇来说，实在是太难受了。由于过度劳累和着凉，杨勇在镜泊湖高烧病倒，经医生抢救治疗，休息了3天又继续上路……杨勇来到珍宝岛看望守卫在这里的边防战士，接着又来到阿尔山看望驻军。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滑地察看主要地形和工事。9月下旬，才返回沈阳。
回到军区，杨勇与参谋人员一起对着地图和沙盘，对各种设想方案进行反复比较和修正。回到家里，也是经常站在地图前凝神思索，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经过这样夜以继日的工作和细致周密的科学论证，杨勇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完善了东北战区的作战方案。在11月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和边防工作会议上，他就加强战备工作和部队建设，系统地讲述了自己的意见。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杨勇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找杨勇谈话，说中央准备让他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征求他有什么意见。杨勇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只是多年没搞地方工作了，在地方兼职怕难胜任，提出可否免兼区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周恩来解释说，对于兼职，中央是经过充分酝酿和慎重考虑的，新疆战略位置重要，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加上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地方和军队的局势都不够稳定，需要派一位有威望、有较高政策水平、善于团结同志的人去，能在较短时间内把局势稳定下来，你能胜任。
杨勇听后郑重表示：一定竭尽全力工作，绝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6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杨勇任命的通知。杨勇接到任命，只给在沈阳的妻子林彬打了一个电话，告知这次调动，便连衣服、行李都未来得及回家取，就于6月4日飞赴新疆。当天晚上，在自治区、军区两个党委召开的常委联席会议上，杨勇根据周恩来的嘱咐，谈了自己对搞好民族团结的意见：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打仗，离开依靠群众这一条不行。在新疆，就是要依靠新疆1100万人民，特别是要依靠700多万各兄弟民族的人民。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
6月6日，杨勇在军区党委会上再次提醒大家：新疆问题，主要是个民族问题，要在部队普遍进行民族政策教育，使全体官兵做到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以后，他又多次在自治区和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讲了搞好民族团结的问题。
杨勇到新疆军区任职后，同他在沈阳军区任职一样，一到新疆就让司令部有关部门作好去天山南北实地考察的准备。6月下旬，自治区和军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两个会议一结束，杨勇便和来新疆检查工作的副总参谋长李达下基层搞调查研究，考察如何搞好新疆建设、加强战备问题。他们先到南疆地区，晓行夜宿，白天看地形，晚上听汇报。
绕天山南北转了一大圈，同李达边走边议，杨勇对新疆建设和战备问题有了腹案。杨勇和李达一致认为，无论从战备出发，还是从发展经济、沟通各民族间文化、贸易往来和新疆与内地的联系，解决人民生活实际困难等各方面考虑，都必须修建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
杨勇的建议和设想，在7月16日召开的军区常委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决定把修建“两路”的建议报告中共中央。7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疆的报告。听完杨勇的汇报，周恩来笑着对大家说：果然不出所料，杨勇一到新疆，就提出修筑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此事拖了10年，确实不宜再耽搁了。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修路计划。
杨勇未料到这么大的两项重要工程，竟这样快就决定下来了。回到乌鲁木齐，他立即召集自治区和军区有关部门领导开会，研究“两路”的施工问题。说毛主席对修建北京地铁有过指示，要求“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我们修筑新疆“两路”也要按这八字方针办，保证质量，力争提前完成。
8月，杨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江青、张春桥一伙活动猖獗，打着批林批孔的招牌，把矛头对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新疆怎么办?杨勇主持召开自治区和军区两个党委常委会，请大家讨论。多数常委拿不定主意，等着杨勇表态。杨勇说，这次批林批孔怎么搞，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还看不清楚。我的意见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先看看再说。我们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为准，不能按某个人的讲话或报纸上怎么说就怎么办。他强调，新疆的工作是大家做的，不能昧着良心讲自己的工作是复辟倒退，更不能让那些一起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委屈。
1975年3月，阿克苏军分区干部穆万秋给国务院文化部某领导写信，批评电影创作脱离历史、脱离实际，还批评禁演传统优秀剧目，只演几个样板戏，不符合“双百”方针。这就是所谓的“穆万秋事件”。
国务院文化部一路批转下来，说这是一封恶毒攻击文艺革命、攻击样板戏的反动信件，让追查政治背景和动机，按严重政治事件处理。承办机关拿不准，便报告军区常委。
8月11日，杨勇在报告上批示“穆万秋同志的问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采取强行压制的方法，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
有的人抓住此事不放，要开批斗会，坚持按政治事件处理，还写大字报攻击杨勇，也有人趁机向江青告状。以后上面又几次追查此事。杨勇泰然处之，他说：查什么？我看写得不错，没有什么好查的，有人告状让他们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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