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学贤
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顺应人民的意愿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杨勇和军区、自治区其他领导一起，以很大精力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四人帮”横行时，对新疆多方插手，情况比较复杂。揭批斗争开始后，一些有牵连的人遮遮捂捂，不愿讲出真实情况；而另一些人则急于联系新疆的实际，要首先搞清楚新疆的问题。对于这种情况，杨勇分别向军区、自治区党委建议，首先要组织机关、部队很好地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将群众发动起来，按照中央和军委的部署，集中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和反军乱军的罪行，认清他们的反动实质。在此基础上，再联系新疆军区的实际，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就会比较顺利。杨勇还在军区、自治区两个党委会上多次表示：清查工作，一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留隐患；二要掌握政策，与人为善，不留后遗症。杨勇的意见，得到两个党委多数委员的支持。军区和自治区的揭批查工作都进行得比较顺利。
1977年8月，杨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公布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杨勇为中央军委委员列席常委。9月杨勇再度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战略委员会成立，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任主任，杨勇任第二主任。
杨勇深知总参作为中央军委的办事机关和全军的军事统帅机关，肩负的责任重大。总参能不能圆满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参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杨勇到任后，用很大的精力抓揭批查工作，想尽快使总参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以便集中精力抓全军的军事建设。
杨勇到总参时，总参机关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第一、第二战役”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林彪一伙在总参干了许多坏事，炮制了许多冤假错案，有牵连的人，又多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有联系。由于“文革”遗留问题很多，许多大是大非问题还没有完全分清，有的单位问题积重难返，派性严重，领导班子“软、散、懒”。总参党委决定在继续抓好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同时，解决总参的作风、纪律问题。
同月，总参机关召开揭批“四人帮”的座谈会，部署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杨勇讲话，要求总参系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着重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通过剖析“四人帮”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大混乱的罪行，彻底消除其流毒和影响，做好清查工作。
1978年4月20日，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发出《关于“三查三整”的通知》，决定在机关开展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和整顿“软、散、懒”、整顿官僚主义、整顿文风的“三查三整”运动，同时下发了查整方案。26日，总参机关召开动员大会，杨勇代表总参党委作了动员，强调查整工作，最重要的是搞好现职领导班子的查整，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广大机关干部积极参加。查整进行了半个月，机关干部普遍反映很好，对思想、作风触动较大，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
邓小平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对总参的“三查三整”工作非常重视，5月13日约请杨勇和总参其他几位副总长谈话，充分肯定总参搞“三查三整”很有必要，同时还强调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班子问题，二是作风问题。要求总参带头把各级领导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查清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罪行中同总参有关联的重大问题，分清重大是非，彻底打掉派性，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
杨勇和总参党委认真贯彻邓小平和罗瑞卿的指示，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组织领导“三查三整”工作，使总参的揭批查进行得比较顺利。对于少数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在认真查证的基础上，恰当地作出了组织结论，对于仅仅是思想认识和工作关系上有问题的干部，在进行严肃认真地批评教育、帮助其提高思想认识后，很快予以解脱。
杨勇和总参党委还重点抓了总参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杨勇认为，干部工作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做干部工作一定要公道正派，一碗水端平，否则就会失去民意。使用干部，必须秉公办事，坚持党委集体决定，坚持五湖四海，坚持德才标准，任人唯贤，坚决不搞小圈子，不搞任人唯亲。总参干部资源丰富，首先要从内部调整，就是缺也要从全军选，不能只盯着自己的老部下。杨勇不仅这样要求，而且首先从自己做起。总参部局领导班子调整，他的老部下一个也没有调。
随着揭批查运动的深入进行，全党从1978年5月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5月11日，杨勇看完当天的《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敏锐地感到会在全党全军引起强烈反响。危害全党全军10年之久的“文革”虽然结束，但“左”的流毒影响仍然很深，特别是“两个凡是”犹如一套精神枷锁，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于脚。杨勇沉思良久，把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迟浩田找来，商讨在总参系统组织学习《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问题。
由于杨勇、迟浩田等总参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抓得比较早，组织总参党委和师以上干部先学一步，对于总参的拨乱反正，大胆地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平反冤假错案，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杨勇是东北组的召集人之一。在会上，他再次谈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认识，谈了怎样才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看法。他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如果按“两个凡是”的观点办，“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就不能平反昭雪，毛泽东思想也就不能向前发展。
随着揭批查运动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也逐步展开。“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对总参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进行打击迫害，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张爱萍、李达、彭绍辉、王尚荣等领导都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或关押审查，或强制劳动，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杨勇到总参工作后，把为受迫害干部的平反昭雪，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亲自过问，态度坚定鲜明。他一再强调，平反冤假错案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抓紧抓好。凡是实践检验证明是诬蔑不实之词的，凡是作了不正确结论的，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是谁批准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冤案要昭雪，假案要平反，错案要纠正，全错了的全平，部分错了的部分平。对于受株连的干部、家属、子女、亲友，原来在哪个范围搞错了的，就在哪个范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不能留尾巴。各级领导不要有私心，不要怕牵连自己或否定自己，有错改了就好。作为组织，不过分追究个人责任。
在总参党委领导和杨勇主持下，到1978年底，总参为在“文革”中受审查和批判的人落实了政策，为432人平反昭雪。同年12月30日，总参谋部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为52名军以上领导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杨勇主持会议。迟浩田代表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宣布为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张爱萍等人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宣布撤销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为无故受牵连的干部彻底平反。一些受迫害的干部悲喜交加，热泪盈眶，纷纷表示是党给了自己第二次政治生命，一定要努力为党工作，为总参建设再立新功。
会上，迟浩田还宣读了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关于给杨勇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决定说：林彪、江青一伙在1967年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杨勇是“三反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漏网分子”、“积极参与贺龙、罗瑞卿篡军反党集团阴谋活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效劳”，并无辜关押、罢官、批斗杨勇，使杨勇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亲属和许多干部受到株连，蒙受了不白之冤。军区党委决定，为杨勇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彻底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并为所有受到株连的同志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979年2月4日，中共中央任命杨勇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从此，他继续为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直至生命的尽头。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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