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学贤
今年10月28日，纪念杨勇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全面回顾了杨勇同志对党忠诚、身经百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
杨勇（1912-1983），长沙浏阳人，胡耀邦表兄。早年就读浏阳县立中学。1927年参加革命，曾参加浏阳农军进攻长沙。1930年参加红军，加入共产党，历任团、师政委，参加红军攻打长沙、五次反“围剿”战役及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二野第五兵团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授上将军衔。是中共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如云战将中是威名赫赫的“三杨”（杨勇、杨得志、杨成武）之一。在长征路上，在平型关大捷中，在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里，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杨勇将军智勇双全，百战百胜，勇冠三军，深得毛泽东主席的喜爱，多次表扬他，称其“耿直、刚毅”。
狠抓军事训练
却为自己埋上了祸根
1958年9月20日，还在朝鲜组织志愿军回国工作的杨勇，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回国后，周恩来设宴招待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曾对他说：杨勇，把你派到毛主席身边，一定要把志愿军的好作风带回国内，把北京军区建设好。杨勇深知，北京军区极其重要的战略地置，中央任命自己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这是对自己的信任和鞭策。
这年杨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应该突出抓什么?军事训练应该处于什么地位?杨勇主张在部队建设中必须突出军事训练的地位，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思想。因此，他在军区召开的一些会议上多次强调指出，军事训练是部队建设和战争准备的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各级领导务必统筹安排各项工作，切实加强对军事训练的领导。
杨勇多次深入部队调查了解军事训练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指出，军事训练必须按照新的条件、新的特点进行，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不能单纯突出某一项。对怎样正确培养训练部队作风，杨勇强调要注意纠正两种倾向：一是要防止姑息、迁就；二是要防止片面性。那种把严格训练和爱兵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利于把部队放到大风大浪里去经受锻炼的；只注意复杂条件下的训练，把部队搞得筋疲力尽，也不会培养出优良作风。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既要重视在复杂条件下锻炼部队，又要注意在平时、在每个细小环节上磨炼部队的优良作风。
1961年元旦过后，北京军区召开参谋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杨勇在这两个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了大力改进作风的问题，提出了“实”、“重”、“斗”的要求。“实”就是实际、扎实、落实，实事求是；“重”就是工作有重点，要抓中心环节；“斗”，就是要为坚持原则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后，全军迅速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杨勇在北京军区积极推动这一活动，他和政治委员廖汉生两次组织军师团领导干部到南京军区参观学习，并组织军训部门印发教材。军区还专门发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号召，要求各单位举行各自的汇报表演或比武大会，检验训练效果，促进比、学、赶、帮活动的深入，同时选拔尖子选手参加军区的比武。
在军区党委领导和杨勇、廖汉生主持下，北京军区军事训练出现了空前的好成绩：五大技术过得硬的连队不断涌现，“夜老虎”连、“飞毛腿”连、“铁脚板”连……比武场上显神威。战士们个个身手不凡，有左右“开弓”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有矫健敏捷像猿猴一样攀登楼房的侦察兵，有开着汽车在两条悬空的钢轨上进退自如的驾驶员。北京军区军事训练的好局面，引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的关注，国家机关、兄弟军区纷纷前来参观“尖子”分队的表演。
1964年3月3日，总参谋长罗瑞卿观看北京军区尖子分队表演后，对军区领导说：“你们不仅学习了郭兴福教学法，还有创造，有发展。”5月，北京军区在天津杨村召开训练现场会，检验培养“尖子”的成果。12日至21日，周恩来、贺龙、陈毅、彭真、罗瑞卿等领导先后观看现场会的训练表演。
表演结束后，周恩来高兴地对杨勇说：“好！兵就是应当这样练。政治上强，再加上过硬的技术，军队练成这个样子，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我们不得。”陈毅也说：“打得准，有成绩，这是军事历史上破天荒的，世界训练史上也是破天荒的。”
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贺龙觉得这样精彩的表演，应该让中央领导也看一看，便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军区杨村军事训练表演的情况，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说：“这样的好事，你为什么不邀请我去看看呢？”据此，中央军委决定调北京、济南军区部分表演分队进京进行汇报表演。
6月13日、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北京西山、阳坊、十三陵观看北京、济南军区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表演项目排得满满的，官兵们的精湛武艺，引来一阵又一阵掌声和笑声。场上最活跃的就是罗瑞卿、杨勇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射击表演结束后，罗瑞卿拿过优秀射手宋世哲的半自动步枪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摄影师抓住机会抢拍了这个珍贵的镜头。照片上3人，除毛泽东外，还有杨勇和杨得志。两天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直看得兴高采烈，对官兵们的过硬军事本领给予高度赞扬，要求在全军普及推广。全军部队认真贯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掀起一个以基础训练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练兵比武运动。
落实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军事训练尖子分队要普及的指示，杨勇和北京军区其他领导做了大量工作。9月下旬，杨勇陪同罗瑞卿到张家口、张北、承德等地视察部队。每到一个部队，杨勇都强调要借大比武的东风，在进一步抓紧军事训练的同时，还要比政治、比作风、比生产，比整体军政素质的提高，坚决反对锦标主义、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实事求是地提高全区部队战斗力。这一年，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引导部队开展由个人尖子到整连、整营成建制地严格训练，组织了一些小型比武和定期考核验收，大大推进了全区部队的军事训练。
正当全军群众性练兵活动轰轰烈烈向前推进时，林彪抓住大比武活动中的一些枝节问题，指责大比武是“搞锦标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方向有些偏”。12月29日，林彪召见总政治部领导说：“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等等，从而全盘否定了群众性练兵活动。林彪还提出：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今后两三年内不要搞全军性的比武，军区、军、师大规模的比武也都不搞。
林彪全盘否定军事训练及大比武的讲话和“突出政治”的主张提出后，军队许多领导干部表示了异议。1965年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上，各大单位领导在发言中充分肯定大比武活动，指出这是人民解放军抓军事训练的最好时期，带动了其他各项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方向是对的。政治工作也落到了实处，获得了军政双丰收。杨勇发言说，比武成绩是主要的，要说打破教条主义，这次看来才是真正打破了。至于忙乱，是过去就有的，相反近两年还好一些。尖子大部分是真的，普及还是要提。主席、各元帅、总长都讲了，现在不提不好。
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之后，从1月中旬至2月底，北京军区相继召开了常委会、党委会和党员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杨勇看到了林彪批发叶群在广州军区某部一连“蹲点”炮制的《关于一连单纯军事观点的调查报告》。当即气愤地说：“这个报告不符合我们军区的实际。”政治委员廖汉生也同意杨勇的看法。他们顶住压力，坚持在党代会决议中写上了“1965年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保证生产、训练不退下来。”
杨勇意料不到的是，“保证生产、训练不退下来”这句话，“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了他以军事训练冲击政治的“罪行”。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的错误思潮蔓延到军队，一大批开创新中国的功臣、战将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杨勇也不例外。早就把杨勇当作其篡党夺权障碍的林彪，以“彭(德怀)、黄(克诚)集团漏网分子”的罪名，对杨勇进行政治诬陷，认定杨勇1965年在北京军区党代会上提出的“一个突出(政治)、两个不退(训练、生产)”是“三反言行”。
此时的杨勇正筹建北京地下铁道修建工作。12月，杨勇最后一次主持召开地铁领导小组会议。这时，领导小组副组长万里开始受到“文革”的冲击，杨勇也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难，他顶着压力，要求施工部队加强管理，抓好施工安全，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按期完成地铁修建任务。不久，杨勇便蒙受不白之冤，被非法隔离审查。让杨勇感到宽慰的是，地铁建设尽管受“文革”灾难的影响而放慢了施工进度，但并没有半途而废，而是继续进行着，并于1969年国庆节前夕建成通车。
1967年1月21日清晨，正筹划一次军事演习的杨勇，在北京卫戍区小食堂被“造反派”抓走。“造反派”在军区大院野蛮地游斗杨勇，逼迫杨勇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杨勇坦然地说：“我杨勇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会主义。如果有错误，欢迎批评。”面对无休止的批斗，杨勇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不久，欲置他于死地的林彪，下令将他秘密关押，非法囚禁。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杨勇：有些地方对干部就是揪住不放，有些人将来还是要工作的，群众理解了，就解放他们。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吧！
5月14 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共九大精神及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几次讲话，强调要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准备打仗，落实干部政策，其中就包括关于杨勇的内容。
然而林彪一伙不仅没有“句句照办”，反而加剧了对杨勇的迫害。1970年2月，杨勇被转移到河北邯郸裴堡农场“劳动改造”。 在农场，杨勇的腿被摔断了，伤口发炎，持续高烧。几经周折，才被允许送往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并决定就地手术。杨勇不同意，要求立即报告中央，回北京治疗。院方请示上级，答复就在石家庄手术。杨勇的夫人林彬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地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马上指示有关部门，立即派飞机把高烧不止的杨勇接回北京，住进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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