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学贤
与江青一伙进行坚决斗争
杨勇作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对和平时期抓军事训练情有独钟。“文革”初期批斗他的罪状，有一条就是他随罗瑞卿搞大比武，但他坚信部队搞训练是天经地义的事，到新疆军区后，抓军事训练的劲头更大了。一次到部队视察，看到一位大个战士全副武装翻越两米高墙，他高兴地对大家说，这样的战士我喜欢，部队就是要认真搞训练。他还对随行的有关领导说，你们对军事训练要抓紧，不要怕别人说政治不挂帅。
在军事训练中，杨勇十分重视各级干部的训练。他积极主持筹建军区军政干校，规定调往干校的干部都要经过军区常委讨论，以保证质量。特别是选调教员，一定要严格把关。他还向中央军委建议，要进一步办好军事院校，加强对干部的培训，军以上干部的入学训练和学习，也需要加强，希望军委统一考虑安排。杨勇也非常重视战士训练。他对军区军训部的人说，要重视教导队的建设，重视对班长的训练，要研究借鉴外军的训练经验和特点。
杨勇重视有针对性地狠抓部队打坦克训练。根据杨勇的提议，军区决定1975年组织一次打集群坦克实兵演习。有人担心，现在正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搞演习好不好?杨勇说：不要怕，搞运动也要准备打仗。9月初，打集群坦克研究性战术演习按计划如期进行。演习很成功，集训干部近2100人，动用部队3100余人，达到了预期目的。
1975年国庆节，是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为了欢庆这个双重节日，各项庆祝活动加紧筹备着。杨勇同林彬商量：“董必武同志刚刚去世，咱们把董老夫人何莲芝接到新疆，让她散散心。”
9月初，林彬趁军区值班飞机换班机会，去北京接来董老夫人何莲芝，同时还邀请了罗帅(荣恒)夫人林月琴、谢老(觉哉)夫人王定国、甘泗琪夫人李贞，共4位老大姐。杨勇安排她们参观新兴城市石河子、吐鲁番等地，还把她们请到家里做客。两个星期过去了，四位老大姐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北京。令杨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了一起“政治事件”。
江青一伙对杨勇接4位老大姐到新疆做客非常恼火。王洪文专门派人到新疆调查，江青则在政治局会议上嚷着要追查后台：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个“寡妇集团”，现在还有人在维护她们，这件事要认真查一查。杨勇得知后说：关心老同志是应该的，要是你江青来，我还不理呢。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实行全面整顿、纠正“文革”错误的做法恨之入骨。从11月起，在全国逐步掀起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面对严峻的形势，杨勇一面抓部队、边防建设，一面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抵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讣告，泪不轻弹的杨勇，忍不住潸然泪下。江青一伙不准各地组织悼念活动，杨勇不加理会，率先组织军区机关召开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以表达对周恩来的深切怀念之情。接着，自治区机关和各地区、各单位也相继举行了悼念活动。
周恩来逝世后，江青一伙更加猖狂地进行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杨勇冷静地观察着事态发展，在军区常委会上，他明确强调：一是中央有文件的，我们要传达，这是组织服从问题，没有中央文件的，不传达；二是我们不跟报纸广播调子走；三是新疆不提“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
他照常忙于抓生产、抓边防战备和军事训练。关于点邓小平名的问题，杨勇采取了应付的态度，规定传达到哪一级就在哪一级传达，不登报，不宣传，不广播。当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愈刮愈猛时，有人在乌鲁木齐街头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批判杨勇是在新疆“搞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推行邓小平资产阶级路线的代理人”。杨勇置之不理。他还经常提醒大家：现在情况复杂，要保持头脑冷静。从6月到9月，军区召开过21次常委会，竟没有一次是专门讨论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噩耗传来，杨勇悲痛至极。然而，江青一伙却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杨勇对党和国家、军队的前途命运十分担忧，悲痛之中，冷静地对加强边疆战备作出部署，要求各级领导掌握好部队，加强战备，坚决保持部队和民兵武装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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