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吕振羽的革命人生

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一同赴延安

1941年4月，吕振羽和江明自重庆经桂林、香港辗转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他们本来打算去延安，刘少奇和陈毅认为去延安的路上十分危险，便留吕振羽在刘少奇兼任校长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任教。此后，吕振羽化名吕刚，在华中局党校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在教授过程中，他编写了《中国革命史讲授提纲》，《中国社会史问题十讲》、《中国哲学史问题十讲》。

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有精湛的研究，学识渊博，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讲课能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备课时，他还经常和党校的有关同志，如彭康、冯定、陈一诚、宋亮 (即孙冶方)等商讨。有时遇到较大的疑难问题，还到华中局请教刘少奇、陈毅，并经常深入学员当中去进行集体的和个别的辅导。他多次接受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的邀请，到第三师师部向该师和盐阜地区党政军干部作学术报告，讲授《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党校的许多学员不仅在上课时专心致志地听讲，还乐于向吕振羽请教实际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例如，第一期学员、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傅秋涛在毕业时，曾专门向吕振羽请教回到第七师活动的“含和（含山、和县）地区”应如何开展工作。吕振羽便将第七师活动地区的历史、地理、群众等条件，将当时的敌、顽、我三方斗争的特点以及开展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写成谈话要点，先送刘少奇审阅，刘少奇阅后批示说：“很好。”傅秋涛听了他的谈话后很满意，认为对他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1942年3月，吕振羽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跟随刘少奇赴延安。这是一次极其艰险的万里夜行军，他们一共穿越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军的103道严密险恶的封锁线，跋涉万水千山。在炎热的夏天，爬过高入云霄的太行山；在酷寒的隆冬，走过晋西北的冰山雪地。一路之上，多次遇到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固军的伏击。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没有放松学习，把每一点能够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晚上如果不行军，就借助微弱的豆油灯光读书写笔记，并对沿途的政治、经济、风俗民情、文化传统进行调查研究。行至中共山东分局驻地停留时，他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和其他同志通过山东分局，弄来大量的党政军民的材料及一份完整的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从山东党的历史着手，对全部材料进行系统的研究。

1942年底，他们胜利地到达延安。在延安整风前，吕振羽继续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延安整风后，改为学习秘书。在延安的几年，他曾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中国历史常识讲话》多篇。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他愤然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一文，全面系统地清算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历史，深刻地揭露它的地主买办阶级的实质。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肩负起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它“总是和人民在一起，总是领导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国之命运的光明面，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凡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人，就与它共同负起了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任务；而在一切反共分子身上，如果也寄托什么‘中国命运’的话，就只寄托了黑暗腐败的灭亡的命运。”

1945年“八一五”以后，我大军进入东北。吕振羽自延安到达冀热辽，参加冀热辽救济分会领导小组。1946年，中共冀热辽分局派吕振羽去北平，协助军调处三人小组的“救总”(解放区救济总会)代表伍云甫与“联总”(联合国救济总署)、“行总”(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进行谈判。1947年，党派吕振羽去湖南，因交通梗阻，加之有病，遂和江明不得不在东北停留。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愿。原来在他们离开重庆时，由于著述《简明中国通史》的工作中辍，他感到非常内疚，在大连滞留养病期间，吕振羽和江明协力编著，至1948年2月，完成《简明中国通史》后半部的初稿，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第二年，该书分两册，由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