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吕振羽的革命人生

在“文革”中遭受迫害

1963年元旦过后，吕振羽满怀豪情，驱车北返，准备进一步为发展我国史学作出新贡献，不料横祸飞来，蒙受不白之冤。因他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多年，遭疑而被捕。在被幽禁的日子里，他仍不肯放下那支战斗的笔，几年之间凭借着仅能看到的一二份报纸，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史学评论文章和3000多首论史和抒怀的诗词。

1967年1月，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构陷刘少奇，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吕振羽作为“重犯”而投进监狱。从被捕到1968年10月为止，他被审讯800多次，平均每天3次以上，甚至晚上也不让他得到安静，在牢房中亮着瓦数极高的电灯。这伙阴谋家想这样从他口中逼出刘少奇的“罪证”。然而，吕振羽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他高昂地宣布：“我要坚持自己的历史真实，也要坚持他人的历史真实。伪造历史是没有好下场的。不论是伪造自己的历史，还是伪造他人的历史，都只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他多次愤怒地高喊口号:“打倒伪造历史的恶魔！”“马克思主义万岁！”“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永垂不朽！”

1968年12月，他在狱中得悉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党籍，十分惊愕。他缅怀刘少奇为党和人民立下的卓越功绩，目击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义愤填膺，默成感怀诗三首，为我党最大的冤案鸣冤辩诬：

二十世纪“风波”寒，

三顶帽子绝代冤；

忠奸功罪全颠倒，

吁天辩诬董狐篇。

在吕振羽身陷冤狱的日子里，他的夫人江明曾多次上书毛泽东，但都石沉大海。江青一伙搞“影射史学”批“当代大儒”时，企图拉吕振羽出来写文章为他们帮腔。身陷囹圄的吕振羽断然拒绝。

1975年1月，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江明写了一封申诉信要求释放吕振羽，并在四届人大公报发表的当天，将信亲自送到国务院信访室转呈邓小平。在邓小平的亲自干预下，坐牢12年的吕振羽才获释放。

获释后的吕振羽已是75岁高龄了。他百病缠身，四肢发颤，手握不住一管笔，写的字东一划西一划，拼不到一起。但他考虑的不是颐养身心，安度晚年，而是完成一生中未了的任务。1979年春，他抱病参加了重建中国史学会的筹备会，还讲了话，殷殷寄望于中国史学界同仁。

他深深知道自己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不愿用功夫来谈自己所受的那些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没有时间去看望阔别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他要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白天，他除了吃饭和短时的散步外，几乎全部时间却伏案工作，整理旧著与回忆录。直至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审定了《简明中国通史》的重版序言。此时，他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考虑为《红旗》杂志写批判封建主义的文章；修订和整理一生写的400多万字的著述，其中包括8部历史专著以及大量的史论、政论文章和讲义稿；应人民出版社的约请，写近现代中国史和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特别是数十年革命生涯中，他的战友、老师、同事，有的人为革命牺牲，有的人惨死于林彪、“四人帮”的屠刀下，他要回忆他们的事迹，教育来者……这一切，他认为自己都有责任去完成。可是，当他预感到这支蜡烛快要燃尽的时候，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力不从心的矛盾感揪痛着他的心。在他夫人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的回忆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用血和泪写的文字，反映吕振羽当时的这种心情：

“他多次想写文章悼念李达老师，由于手颤，难于运笔。他口述，我代为整理，他因为病重数度停笔。就在他临终前数月，犹耿耿以未能为李达老师写传为憾！”

“振羽把李达老师的手书珍重收藏。但几十年来，经过反复抄家、搜查，都被作为‘罪证’收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振羽沉冤平反，这几封信总算物归原主，我请人把它裱后拿给振羽过目，本意让他高兴高兴，谁知他坐往椅子上，看着看着，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竟像一尊塑像，声息全无。我感到异常，突然发现他的衣襟湿了一大片，泪水正漫着面颊往下淌。我一下被惊呆了，连声问他:‘你怎么啦?’他再也抑制不住了，泣不成声，嘴唇颤动着断断续续地说：‘我对不起他对我的培养！我身体这样，连给他写个传都不可能！’……振羽是个硬汉子，刚强果决，坦荡轩昂，从不轻易哀伤，四十余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样失声痛哭！”

这泪水，这哀伤，这铁汉子的失声痛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和崇高感情。

1980年7月17日，这位中国史坛的健将溘然长逝。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不事声张，不告诉亲友。但人们以各种方式悼念这位史学巨匠。他的挚友张爱萍于沉痛中赞扬他：“独创一格多论述，争鸣百家富新章。”

这是对他事业和生平的极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