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之与1983年“严打”

继续打好“严打”斗争攻坚战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他指出：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实行从重从快的集中打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非常得人心。群众只担心将来处理太宽，放虎归山，罪犯又来报仇。群众还认为早就应当从严打击，批评我们搞晚了。这些反映和批评值得高度重视。前两年我们曾指出各级领导上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况，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下不了手也是一种表现。由此应当得出教训，必须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

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严打”战役作出决策，堪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典范。“严打”战役从社会治安方面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的“严打”决策显现了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品格，高瞻远瞩，势如破竹。“严打”的效应，对社会治安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83年11月7日至14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检查“严打”第一战役第一仗的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部署第二仗。公安部于11月15日至22日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研究贯彻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和划清具体政策界限等问题。会议决定，年底前结束第一仗，进行休整；在1984年元旦至春节期间打好第二仗。强调要精心组织，精心指导，使斗争向纵深发展。要把打击对象搞准，严格控制捕人，讲究质量。

1984年1月17日，彭真说：我们早就讲过打击刑事犯罪要稳、准、狠。要防止犯人乱咬乱供，诬陷好人，造成错案；还要防止个别坏人故意制造错案，诬害好人。要精心区别强奸与通奸；对淫书、淫画等淫秽案件的处理，要防止扩大化。彭真的指示得到普遍贯彻，保证了“严打”的健康发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1984年元旦至春节前后陆续开始打第二仗，从实际出发，集中行动，哪里准备好了哪里就先开展，至3月底告一段落。接着从4月至7月打了第三仗，各地采取了不同规模的集中打击形式。第二、三仗的准备工作比第一仗更充分，查获了一批隐藏较深的犯罪分子、流窜作案分子、劳改逃跑犯和劳教逃跑人员等，合计摧毁犯罪团伙2.8万余个。各地都开展了广泛的宣传，进一步发动了群众，推动了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1984年7月下半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按照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意见，部署“严打”第二战役。第二战役的主要任务是：在继续坚决彻底地扫荡浮在面上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不放松及时打击现行犯的同时，着重深挖隐藏在社会各个角落和内部单位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追捕流窜犯、在逃犯，侦破积案，解决薄弱环节，扫除死角，使斗争向纵深发展，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公安部于8月13日至14日召开部署全国打击流窜犯统一行动会议。会后，于9月中旬开展了一次全国的统一行动，并相继开展了东北三省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北方行动；两广、福建、海南的南海行动；京广、陇海等十条铁路干线的铁路行动；以及长江、淮河、大运河水系，洞庭、太湖、鄱阳、洪泽、巢湖等五湖船舶和周边地区的水网行动，集中搜捕流窜犯罪分子。在全国统一行动期间，共抓获流窜犯罪分子和流窜犯罪嫌疑分子6.2万多名，摧毁流窜犯罪团伙894个，从中破案2.9 万多起。

第二战役的第二、三仗，于1985年元旦至春节前后和“五一”节前后至秋季相继展开。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把全面发动与重点突破结合起来，分类指导，加强侦察破案工作，并继续追捕流窜犯、在逃犯。第三仗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认真贯彻国务院于1985年4月17日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决定》，查禁和打击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活动，抓获了一批犯罪分子，收缴了大批淫秽录像带、录音带等淫秽物品。

1985年2月7日，陈丕显在上海向邓小平汇报了打击刑事犯罪斗争的情况。邓小平说，我们对刑事犯罪分子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1986年开展了“严打”第三战役。先后开展了以反盗窃斗争为重点的集中打击行动，解决各类突出治安问题的专项斗争，以及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现行犯罪活动的斗争，同时抓紧其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

“严打”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近30年，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依法从重从快惩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场战役中，刘复之作为公安部的主要领导同志，领导并实施了这场战役，为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