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理论务虚会
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是根据叶帅的提议，经中央政治局同意的。
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这次中共中央通过中宣部，汇聚这么多理论精英和专家于一堂，以实践为标准，开诚布公，畅所欲言，自由地研讨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会，实属创举。
为什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其缘起要追溯到真理标准问题争论异常激烈的时期，当时坚决捍卫“两个凡是”的，可以《红旗》杂志为代表。《红旗》以不介入争论为名，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红旗》在长期沉默以后，突然于1978年9月写了一篇长文《重温〈实践论〉》上送中央。这篇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观点，但整篇文章是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它不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大批所谓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称之为“海外奇谈”。这篇文章的用心是很显然的：反击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中央没有同意发表此文。11月，为纪念毛泽东诞生85周年，谭震林写了一篇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杂志拒绝刊登，要求作者删去文章中支持实践标准的内容，谭震林坚决不同意，后经邓小平出面干预，文章始得发表。接着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就这个问题展开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也是由反对实践标准那几位同志挑起，他们仍然以“维护毛泽东”的名义来维护“两个凡是”的观点，即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包括“文革”在内，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三中全会上再次遭到了批判。可是这场斗争十分激烈，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这是中央决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直接的和重要的原因，而提议开这样一个会的是叶剑英，华国锋也表示赞同。胡耀邦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二阶段。
从1979年1月初开始，胡耀邦日以继夜地进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为了实践他的把这个务虚会开成“转化”、“团结”会的思想，在大会领导小组成员构成中，胡耀邦坚持安排两名中央工作会议中受过批评被认为是“凡是派”的代表人物；把曾经反对过真理标准讨论并有影响的同志都邀请入会。胡耀邦反复强调，坚决执行“三不主义”、和风细雨、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方针，会上会下“不搞大批判”，“不搞点名批评”，提出：“为了畅所欲言，所有的会议记录、文字等都由自己定稿，不审查。”
1979年1月7日，胡耀邦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并将起草好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和会议通知草案报送中央。信中写道：
理论务虚会的开法，我考虑了一个初步设想，先请在京的理论工作者近200人参加，1月下旬或2月初开会，开20天左右。然后休整几天，向中央汇报。再请各地的理论工作者200人左右共400人左右，再开10天左右。第一阶段主要是大家讨论、小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相结合，让大家把思想敞开，畅所欲言。
第二阶段想请国锋同志、剑英同志、小平同志讲话，引导大家集中讨论解决思想理论战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先民主、后集中，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好。
邓小平和华国锋都表示同意和支持。（叶剑英和李先念不在京）华国锋还答应在会上讲话。
1979年1月18日下午，理论务虚会的第一阶段（又称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集，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厅拉开帷幕。胡耀邦主持会议，在会议当天，他的《引言》和讲话，在会内会外引起强烈反响。尤其令人“提神儿”的是，他第一次引述了毛泽东讲过的两段话：
一段话是1965年底，彭德怀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泽东请彭老总吃饭，主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第二段话是1968年10月14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反应。毛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耐人寻味，胡耀邦引述这两段话更有深意，意思是说，历史上的是非，只能“由历史作结论”，这是历史实践之使然。毛泽东尚且如此，在“文革”宣布结束，三中全会也已开过的今天，人们有什么理由还抱着“两个凡是”而诚惶诚恐，还不敢尊重实践的检验、打破禁区、解放思想呢？
胡耀邦这个引言讲了会议的由来、目的和开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形势的估计、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和理论宣传工作的任务等三个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
胡耀邦在会议《引言》第一部分讲述了这次会议的由来、目的和开会方法。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思想理论战线面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同组织上的清查同时进行。两年多来，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这个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为了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但是由于种种不同的情况和原因，在我们党内，特别在思想理论战线，对党中央提出的这个重大理论原则问题认识上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虽然赞成中央关于“完整、准确”的提法，但认识并不深刻，甚至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观点。
到了去年5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颠倒了。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指否定毛泽东），是“非毛化”是“砍旗”（指砍掉“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
去年6月2日，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批评了那股反对实事求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潮，使这场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许多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都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讨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此十分关心。这一场讨论，已经对我们的实际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去年9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最近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胡耀邦在会议《引言》中阐明了这次会议的目的：
我们召开这样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10来年、30年。建国30年来，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引言》的第二部分讲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
两年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不但在政治上、组织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同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科学界，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如“天才论”、“一切从本本出发论”、“批判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论”、“儒法斗争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论”、“反对科学是生产力论”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各种禁区。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就它对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两年理论工作为什么取得这样伟大的进步，根本原因是斗争的需要，人民群众实践的需要。人民对于理论工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心。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民主和法制、关于按劳分配这三个问题的讨论，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参加。理论工作像今天这样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活动，是历史上少有的。这样有理论兴趣的民族，是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
我们的理论宣传队伍，在这两年中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支队伍在战斗中前进，进步是很大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战斗中，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应当看到，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种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一批优秀闯将的出现，增强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力量，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总结这两年理论宣传工作的伟大进步和理论宣传队伍成长的经验。同时也要看到工作中的不足，看到我们理论宣传战线上还存在的严重缺点和问题。当前理论宣传战线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上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少数同志甚至掉队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我们应当研究一下产生这种现象的症结在那里？
意识形态战线是容易犯错误的一条战线。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更容易犯错误。我们应当允许在理论问题上犯错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进行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也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有所进步。我们要提倡对理论问题的不同观点的争论，提倡对理论文章的批评和反批评，真正发扬民主学风。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容易。特别是理论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别的批评，同政治路线的批评，同党性的批评，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它的特点？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分清是非。分清是非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如何搞得更有说服力，防止片面性，允许有更多的时间考虑，使理论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得更好，更健康，不犯或少犯错误。前些年，我们党内有那么几个理论棍子，或者叫理论恶霸，像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还有康生，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垄断起来，只许自己任意歪曲篡改，不许别人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他们可以利用特权毫无根据地把人民欢迎的作品扣上“反党文章”、“反党小说”、“黑书”、“黑戏”的帽子。这种摧残文化、钳制思想的恶霸作风必须肃清。
胡耀邦在《引言》第三部分是讲理论工作如何适应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的形势。他讲了两方面的任务：
一方面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的思想障碍。我们要议一议，在思想理论上还有哪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应当继续破？还有哪些禁区？还有哪些精神枷锁？包括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来不及阐述清楚，后来又被“四人帮”严重歪曲了的思想理论问题，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等问题。康生、张春桥起草的那个九大政治报告，在理论上有许多错误，“四人帮”的很多谬论是从那里来的。这些理论是非不澄清，会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束缚，成为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绊脚石。希望同志们在这次会上议论出一批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有些题目，希望作了研究的同志，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理论工作从实际出发又能走到亿万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前头，生气勃勃地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飞跃前进。这就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我们要认真地讨论清楚这个问题，使理论宣传工作者从思想上来一个转变，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解决。这就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真正做到理论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如果根本不结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在空中，当作神，那就等于打着招牌招摇撞骗，只能叫做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如果结合得不紧密，只能叫做半马克思主义，至少不能算完全的马克思主义。
他在讲到如何实现这样的任务时，《引言》说：
为了把理论工作搞好，请所有报刊、各级宣传部要注意两个问题。“一、对于有分量、有影响的重要理论文章，不要匆忙发表，要深思熟虑，研究清楚。例如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全想清楚。现在总的思想倾向是好的。去年党内有那么一股思潮，就是‘一切照办’；今年社会上也有股小小的思潮，表现在上访的问题上。上访的人多数是有委曲、有冤屈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人要求是合理的。这是主流。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使他们吃了苦头，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否也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当的。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4个小时。对这种情况，怕是不要怕，也不要抓人。但要研究这类个别人是什么思想？这些人的思想，是不是民主个人主义倾向。我们党提倡的是人民民主，是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有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是以讲抽象的‘民主’为其主要特征。当然，不管怎样，有三条一定坚持：一是不要随便抓人；二是不要随便点名批判；三是不要乱打棍子。在这方面我们是吃过亏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可以变好。朱自清、闻一多曾经都是民主个人主义者，不是变好了吗！有些青年思想活跃、敢想问题，但敢想问题不等于就是马克思主义。要引导他们，要找他们谈谈，帮助他们。类似这些问题要很好研究，但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二、要多走群众路线，多找人审查、提意见。反复思考，再加群众路线，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
会议开始时，胡耀邦就强调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坚定地实行理论工作的群众路线，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的流毒，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园地百花盛开。”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理论务虚会确实开得生动活泼。胡乔木、于光远、吴江、宦乡、孙冶方、许涤新、宋涛、龚育之等专家、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颖的、值得研究的问题和观点。
胡耀邦在会上还讲了一段“背靠马列，面向实际”等耐人寻味的话，他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我们一定要靠得牢牢的，一刻也不能背离。”但是“理论需要面向实际”，“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和今后的经验教训的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就是实际，不是本本，不是文件，不是上级指示，那些都是流，不是源。”“由于全党的总体理论水平不高，所以才会被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些理论骗子骗了那么多年。所以一定要提倡认真地读点马列，多读点书。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到实际中去吸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使自己的头脑丰富起来，永葆理论工作的生命力’。实际、实践既是创造理论的唯一来源，又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他的话掷地有声，令人耳目一新。
会议开始不久，刚从邓小平家回到会场的周扬，传达了邓小平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更加使与会者心情舒畅，敢吐真言。
1月22日，胡耀邦便向大家传达了邓小平对会议的几点意见：
要敞开思想谈。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谈的，可以谈得快些。理论问题很多，没有说清楚。例如：民主法制问题、经济管理问题。“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谈，是否采用那种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今后不要提“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应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胡耀邦根据各组汇报的情况，结合邓小平的意见，又归纳出若干问题，建议大家深入思考研究。如，怎样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党的基本路线是怎么来的；建国以来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文革”性质、教训等；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从十月革命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民主是集体的行为；康生问题——他究竟是马列主义理论家还是假马列的骗子，或是一个棍子；突出宣传个人问题；对马列毛能否一分为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
胡耀邦再三强调：“这次会不强调什么人都检讨，不开成批判人的会。检讨也可以，但要讲出道理来。”“敞开思想谈，三不主义，但不要向外扩散，使用的材料一定要准确。”
1月27日，邓小平听取了胡耀邦等关于务虚会讨论的汇报，要求会议讨论民主问题，并写出文章。他说：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与发展。
胡耀邦认为，邓小平这次讲民主的观点比较彻底，非常重要。他要求文件起草小组，把它加以发挥，写进邓小平、华国锋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去。
务虚会的第一段，从1月18日一直到2月15日休会，超出预定时间10天，会越开大家兴味越浓。期间，许多省市区也开了本地区的务虚会，做到上下呼应，此起彼伏。在总结这段会的收获时，代表们认为：“这次会议是30年来理论战线上最生动活泼的一个会议，大家敞开思想，冲破禁区，说真心话，说实在话，对长期以来未能触及而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可喜现象，也是理论工作开始富有生气的实际体现。”
务虚会第一段结束后，在形势发展和变化面前，在来自各方面压力之下，胡耀邦也显得处处谨慎，而且经常把“慎重”二字挂在嘴边。但他对三中全会精神和历史意义，对理论务虚会成果的高度评价，从没有含糊过。对出现的种种责难也做到了泰然处之，冷静对待。
3月18日下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郑重评价：“理论务虚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冷静地对这个会提出一些批评：
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两年半前，把咱们打成“走资派”，谁也不舒服，现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
（会上）很多意见是个人意见，讲出来当然好，可不是中央定论。结果现在传得很开很广……理论务虚会对一些同志的批评没有核实。有些同志发表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中央的定论。
对于有人攻击务虚会“把思想搞乱了”，以及一些领导人为之惊惶失措，胡耀邦则给予十分理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最近有同志说，现在是什么思想解放！现在是思想混乱，不叫思想大解放。有没有这个情况？大混乱的估计过头了！思想活跃就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这是正常的。活跃中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混乱，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用不着慌乱。
从三中全会到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段，一些人对报纸和新闻界责难更甚。对此，胡耀邦在1979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回答说：
“粉碎‘四人帮’后，报纸、新闻起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报纸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扭转局面有巨大贡献。我们的《人民日报》，站在斗争前面，站在扭转乾坤前面，这个要肯定。这是个大账。”“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有些同志对我们报纸有些意见，突出的是认为在某些问题上不够慎重。这种意见要听，听了对我们有好处。……有些问题不能由新闻工作承担。这是讲我们中央部门，……甚至是指政治局。听一听有好处。……这不要紧张。报纸、杂志、新闻、广播、中央、省市做了大量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我个人也做了些不慎重的事嘛。”胡耀邦继续呼吁：“应着重发挥新闻战线同志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段是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又称“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区别于第一段的“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
开会前夕，3月18日，胡耀邦在新闻工作会议上透露了第二段务虚会的安排，他说：“小平同志讲，一个省可以来三个，增加两个做实际工作的。听了小平同志报告后，各省讨论五六天就回去了，理论务虚会就算结束。”
3月28日，务虚会复会。胡耀邦在预备会上强调：“要学会科学的领导方法”。“民主是原则问题，克服官僚主义就靠民主”，“一定要尊重三中全会决议精神，不要以个别人的讲话否定集体作出的决议。”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思想理论战线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的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及支持这种观点的言论，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大帽子很吓人。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但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在谈到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时，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特别是6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他对待问题，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断，匆忙判断往往容易吃亏。在这个问题上，要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
领袖是人不是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话虽如此，但是，正确指出并坚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就是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很明显，拨乱，是纠正错误，反正则是继承。但这决不是全盘推翻历史，也决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
在理论务虚会期间，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议论很多，有的言论十分尖刻；更有甚者，放肆攻击诽谤毛泽东，诋毁毛泽东思想。一些非法组织和所谓“民主斗士”乘机煽风点火，反动标语、传单、大字报和地下刊物也相当猖獗。一时间，批评领袖人物的言论甚嚣尘上，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这种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一部分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并且影响到党内。邓小平及时洞察到这股思潮的危害性。
3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他说：“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紧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
3月30日下午，邓小平来到理论务虚会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他旗帜鲜明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项基本原则”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
邓小平庄严地宣告：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说：“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胡耀邦作了讲话，他同意邓小平对会议的评价，讲了对邓小平讲话的理解，认为邓小平对理论工作批评性的意见是恰当的，是对理论队伍的爱护。
会后，胡耀邦找来有关人员，对他们说：小平同志这次讲话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提出了我党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承认实践第一，敢于打破框框想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能动摇。今后我们的工作要讲求这种全面性，要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对立起来……要写一篇文章，讲清楚这个问题。
会后不久，《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
4月3日，延续两个半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终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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