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主管宣传理论工作

关心群众文化生活

胡耀邦心系人民，不仅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同时关心人民的文化生活。他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就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活跃城乡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主持制定了两个纲领性文件，即中发［1981］31号《中共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与中发［1983］34号《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等四部门“关于加强城市、厂矿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这两个文件传达贯彻到各地，受到城乡人民的欢迎，一扫群众文化被“四人帮”摧残得万马齐喑的局面，开创了以社会办群众文化的先河，迎来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众文化空前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胡耀邦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他到中宣部后，办公室几乎每天都要收到他对群众来信、来访或新闻媒体内部反映所写的批示和意见。他仔细、认真地研究群众通过各种渠道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并要中宣部和有关部门迅速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央关于群众文化两个文件的制定，就是他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后主持制定的。

70年代末，由于遭受“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肆虐的影响，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匮乏，引起了一片不满的抱怨声，尤其是在农村，看不到电影、听不到戏、读不到书，很多人反映：我们终年累月只有在田头、炕头上消磨时光。胡耀邦找中宣部文艺局的同志谈话说，如不帮助人民群众改变这种状况，丰富和活跃他们的精神生活，做宣传、文化工作的人是有愧于人民的。1979年4月，他看了一份报纸的《情况反映》，说公园里有人在那里自由演唱。他便在上面写了一段批示，提出了他的意见和建议。他说：这份材料反映的问题很值得人们重视，看来，不单是农村，城市也是一样，人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很高，随着生活的逐渐改善，还会愈来愈高。我们现在已经有点被动，如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会愈来愈被动。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养的文工团、剧团、乐队都是大型的，很长时间才能演一场，基本上到不了广大群众中去。能不能改革一下呢？既练了功，又有收入，这是第一。第二，能不能将一些民间艺人，加以适当指导，实行集体所有制，让他们独立谋生，又满足了人民文化生活要求呢？我认为是可以的。这些年来，我们经济上统得过死，我看文化生活也是这样。大家都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横竖有吃。但越吃越穷，人民很不满意。现在，中央决定经济要改革，文化领域也要作些改革。因此，我们也得赶快研究。

这是胡耀邦首次用批示的形式，谈到要采取措施解决如何满足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匮乏的问题，并由此出发，敏锐地提出，赶快研究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当时，经济领域的改革在农村正在酝酿如何起步，胡耀邦就预见到这个大潮将在东方兴起，并必然要在文化领域引起波澜。于是，他在抓活跃农村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思考起文化事业的体制改革问题。1979年5月，他在两份报纸的《情况汇编》上，看到有关农村文娱活动不能放任自流，建议取缔“自由演唱”的意见。他当即在这份反映上批示：我不赞成这样消极的简单的取缔办法。他说，这个问题看来应当拿出主张来，到该发一个文件的时候了。文件要由中宣部、文化部联名，经中央批转为好。

于是，胡耀邦亲自召集中宣部、文化部和团中央的有关同志来一起开会商量，研究如何拿出主张，制定一个文件，确定发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方针，与活跃和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的办法。接着又由中宣部出面召集文化部、团中央、总工会、北京市以及6个省宣传文化部门的同志汇报群众文化工作的情况、经验和问题。会上有同志提出：应当从调查研究着手，摸清全国农村文化活动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群众中有一些什么发展农村群众文化事业的好办法，再来制定一个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意见的文件。胡耀邦很赞许这种意见，说：我们的文化工作、文艺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离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还很远，同我们国家的整个发展不相称。他很动情地说，我们要建设高度物质、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有高尚的精神生活，要使广大人民有健康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他分析有的地方发生青年打群架的各种原因，他说，没有正当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他感慨地说，我们要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是对全体人民的关心。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了解，对青年劳动者精力之旺盛不了解，也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到群众中去我们的思想就贫乏得很，找不出好的办法来；到群众中去，到实际生活中间去，就会抓住本质的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当即决定组成以中宣部文艺局、研究室和文化部群文局、研究室、团中央文体部的人员参加的调查研究组，具体工作由文艺局局长李英敏、群文局局长许翰如负责，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和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参加文件的制定工作。

正在积极筹备组织调查研究小组的时候，胡耀邦又看到一份报纸的《情况反映》，是有关农村现有的思想文化阵地的状况的。他当即批示：这个材料值得重视。随着农村和农村形势的不断好转，我们需要把全国的小城镇建设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基层中心。建设这种基层中心，不是靠国家投资，而是引导各个方面采取集体所有制形式予以解决。但这要有计划、有领导。这件事，许多同志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都要有预见，有预见才叫领导。他在这个批示中还提到中宣部每年的工作重心应该是两大项：一是掌握全党全国思想动向，撰写10多篇至20篇思想水平较高的论文；二是抓几件对促进四化，首先是促进文化、思想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胡耀邦的意见很快传达到调查研究小组的同志中，他们都很振奋，认识到这次由中央几个部门组织的农村文化工作调查研究小组和准备草稿的文件，就是胡耀邦说的促进全国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大事，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做的添砖加瓦的工作。1979年7月，由李英敏、许翰如分别带领调查小组到山东、安徽、河北、河南、上海、湖南、广东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风尘仆仆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到了许多乡镇、村庄、农家进行访问和召开座谈会，听取了农民和乡镇干部对农村文化生活状况和发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意见。了解到由于缺乏正常的健康的文化娱乐生活，不少地方发生聚众赌博、闹封建迷信、打群架的事情，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特别是影响了青少年思想的健康成长。他们迫切希望各级党委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也管一管农村的文化生活问题。

正是这两个文件的实施，引导群众文化事业率先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依靠集体和社会来办文化，冲破了原有那种毫无生气的、长期处于等靠要的、依靠国家拨款来办群众文化事业的单一模式，形成以国办单位为主导、以集体办为主体、以个体办为补充，团体、企业、各行各业都来办，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生气勃勃地发展群众文化事业的新格局。这使得群众文化事业、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进入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正是这两个文件的实施，开阔了群众文化工作者的视野，打破过去局限于文艺活动的“小文化”的束缚，走向了普及文化知识、教育学习、科学卫生、休闲娱乐、体育锻炼的大文化的广阔天地，适应了社区、企业、村镇、校园、家庭，不同层次的男女老少求知、求乐、求美、求新、求进步的需求。群众文化活动，成为广大群众自我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得群众文化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吸引群众自觉参与那些寓教于乐、寓教于文、寓教于学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