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任中宣部长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增选的4名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分管党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同时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流毒，消除“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影响，深入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适应改革开放、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便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历史任务。
但是，当时在思想理论界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志，特别是一些身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志，“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脱离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甚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纯属马列主义常识的问题上，他们也表示不能接受，把这种正确认识说成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
此时此刻，由谁出任中宣部长，自然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抉择。历史选择了胡耀邦。
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知识界的朋友，无不奔走相告。
1978年12月29日，胡耀邦到钓鱼台中宣部驻地报到，并与13级以上干部见面，畅谈了他的施政意见；12月31日，胡耀邦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亲切会面，即兴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当会议主持人说：“现在请胡耀邦同志作指示。”他立即严肃回答：“按三中全会规定，什么首长指示，统统去掉那一套！个人意见嘛，恢复老传统，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互相交换意见，充其量说某某作重要讲话。我的讲话重不重要由大家评定。”话音刚落，大家发出会心的微笑。
1979年1月3日，他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
见面会上，胡耀邦谦虚地说：“我曾在政治局会上表明过，我当中宣部长不是这块料，是拉着毛驴做马骑。”接着他介绍了中央对中宣部长人选考虑的过程；评说了过去两年思想理论界的形势和一年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阐述了自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和近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胡耀邦说：“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现在要首先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胡耀邦强调“重点转移”，反映了他的决心和远见。在他看来，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没有对这一“转移”的必要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一切宣传工作的所谓“转变”，都只能流于空谈。
胡耀邦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或尽可能走在前头。”
为此，胡耀邦强调了三条：一是认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钻研理论业务；二是认真面向实际；三是认真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在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三段式里，胡耀邦都有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让人振聋发聩，豁然开朗。
胡耀邦呼吁“对那些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招摇撞骗的，要揭穿，要斗争”；同时“要防止讲大话、讲空话、讲套话，并同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作斗争”。
胡耀邦强调“面向实际”，就是“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党外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所走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实际”。
讲到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时，胡耀邦感慨系之，十分动情，说了许多激动人心的话。他认为，思想理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有其自身规律、自身特点，必须予以十分重视。他说，这正是为什么三中全会要重申“三不主义”的缘由。
胡耀邦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易犯错误，所以对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不要搞无限上纲，不抓只言片语，不抓什么影射。”
胡耀邦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胡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
最后，胡耀邦提出近期宣传工作要解决的15个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关于三中全会的宣传工作；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筹备安排问题；关于继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关于理论上的禁区、枷锁要破问题；关于坚决实行少宣传个人的方针问题；关于宣传战线、首先是宣传部门如何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派的问题等等。
1979年1月6日至11日，胡耀邦又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他在1月11日举行的闭幕式上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此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将作为中宣部文件发给全党。”全场为之一震，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胡耀邦还郑重地说：“有一条可以说清楚，党中央讲了好多次：离开社会主义建设一刀切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我们今后不搞了。以前搞一个失败一个。离开繁荣富强，搞什么政治斗争，不行的！”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这次会上，胡耀邦谈到干部学习问题时说：“一千七百万干部怎么学习，要因地制宜”，笼统地提学习马列毛著作是“不完整的”。他说：“做党的工作，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不学马列不行”，但也要“学习科学”。做经济工作、科技工作或其他专业工作的同志，主要是学习有关的业务科学技术，当然“也要学点马列”，用学习总时间的“六分之一”就可以，“不要不分情况，光强调学马列毛，这行不通，不实事求是。”
座谈会结束时，谈到回去后如何传达会议内容时，胡耀邦面带微笑地对台下宣传部长们说，这是一次座谈会，怎么传达都由你们做主。传不传、怎么传，都不犯错误，请你们自己定。总之上下之间，左邻右舍的关系，不要搞得那么紧张、森严，以后，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关系，相互之间，都不要搞得那么刻板、森严。
胡耀邦就职亮相和讲话，在中宣部和整个宣传系统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
时任理论局局长的洪禹，1938年到延安，长期从事宣传工作，解放后就在中宣部任职。他深有感触地说：“建国30年来，中宣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意识形态的检查署。中宣部的干部也成了大大小小的思想检查官，似乎中宣部的职能就是管、卡、压。回首往事，教训实在深刻。我以为，要讲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首先就要对历史上中央确定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十分有必要把30年来搞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政治运动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与总结，并做像样的拨乱反正工作。现在耀邦同志来到中宣部，几次讲话，事实上吹响了对中宣部，即意识形态工作拨乱反正的号角，我们一定不能等闲视之。”
资深记者、新闻局副局长王增伦激情洋溢地说：“几十年来，难得听到这么激动人心、深入人心的话语，耀邦同志给了我们如此真切、自然的启示和鼓舞，宛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令中宣部面目一新。”
胡耀邦锐意进取，雷厉风行，他每到一个部门，那里的工作就开展得朝气蓬勃，面貌就为之改观。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郑仲兵撰文回忆说：“胡耀邦那顺乎时势人心的政略，开阔深邃的思想，坦荡宽大的胸怀，率真热忱的作风，别开生面的工作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是我享用不尽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位中宣部的青年干部举行家宴时，当赴宴者问他对胡耀邦的印象，他坦诚回答：“他貌不惊人，却有非凡的胆识和智慧；个子矮小，却有天高地阔的胸襟和气度；年过花甲，却有年轻人的朝气、热情和新颖的思想。”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他再不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但作为总书记，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党的宣传工作。同年7月10日至17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胡耀邦11日和12日两次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到宣传工作做得好不好的关键在于是否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时强调说：“大凡宣传工作做得好的时期，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当时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宣传工作做得不好的时期，也有个共同点，同好的时期恰恰相反，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想当然出发，从本本出发，从某一个人或者从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出发，根本不问实际情况怎么样，瞎讲一气，瞎吹一气，瞎反一气，瞎批评一气，一句话，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搞主观主义。‘文化大革命’时期，从我们党的立场来说，是宣传工作大失败的时期。”讲到这里，他面带微笑，似乎发现什么秘密，风趣地说：“陆定一同志不赞成提‘文化大革命’，那就打个引号吧，反正就是那么一段历史，也叫历史的插曲。”
从此，在各种报刊和文件上，凡是提到“文化大革命”时，都对这5个字打上一个引号，使它的含义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即对它的“革命性”予以彻底否定。这也是胡耀邦的一个首创，还“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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