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主管宣传理论工作

振兴文学艺术

胡耀邦任中宣部长期间，他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为文艺界拨乱反正，为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四次文代会）做出决策，并做了至为关键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使得第四次文代会于1979年底胜利举行，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新时期。

早在1978年召开的中国文联三届全委扩大会议上，就决定成立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并开始工作。但由于当时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仍然执行“两个凡是”，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论”可以批判，但“文艺黑线”问题却不能否定，以致文艺界一些老同志都不能回到文艺工作的岗位，引起文艺界的思想混乱和不满，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自然迟迟不能进行。

胡耀邦任中宣部长后，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迅速在十年浩劫的重灾区——文学艺术界予以贯彻落实。胡耀邦在1978年12月底的两次就职讲话中，就针对宣传部门如何管好文艺工作明确提出：对待党中央提出的拨乱反正的方针，有三种态度：一是等着干；二是推着干；三是抢着干。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要抢着干。这是我们的工作风格，要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宣传部门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做“双百方针”的促进派。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文革”前就是当把关的审查委员会。文艺界的领导不要抓着只言片语，动不动把人家的文学艺术作品砍掉、否定，要看人家创作总的倾向是好的，或者总的是好的。“四人帮”借此打倒了文艺战线上许多老同志，这种恶劣作风不彻底清算，“百花齐放”怎么搞得好呢！他出语非凡，在文艺界引起极大震动。

1979年1月2日，新年伊始，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长才几天，便在中国文联举行的迎新茶话会上，与文学艺术界近300多名人士见面。他先请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过程中，犯过这样那样“左”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诬蔑不实之词，应该彻底推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接着，胡耀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着重谈到党的宣传部门要树立新风，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他风趣地说，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他们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要建立新的，也就是恢复毛主席创立的党和文艺界的正常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如何服务好？这还要你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多提建议。我想到的，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部门：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一个是“休息室”——歌手们口渴了，有一杯凉白开水喝；第四，还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第五，还得有个“修理室”。歌手们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这后面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价和批评。这两个我们不懂，请一些专家和人民群众来做，采取群众路线的方针来帮助我们把百花开得更鲜艳。

胡耀邦这番别出心裁的讲话，受到文艺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即席赋诗，叙述了自己欢愉的心情。他说，党的宣传部要做我们的“服务站”了，我诗兴大发，诌了四句打油诗：“春天又来到，鲜花需水浇。既要施肥料，也要施农药。”可是，过去“四人帮”是怎么干的呢？“掘之以锹，沸水大浇，枝叶尽凋，最后全烧！”

后来，周扬、傅钟、黄镇等同志都将胡耀邦同志这个观点加以阐释，要求所有的宣传、文化领导部门、文联和各个协会都应当成为作家、艺术家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爱护和保护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保障他们的正当权利，尊重维护他们从事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自由。同时，注意积极引导他们，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此后，胡耀邦多次与中宣部的同志说，要在文艺界广交朋友，要多为他们做事服务，和他们常来常往，不要把中宣部办得门可罗雀，要使中宣部门前车水马龙。

1979年1月，胡耀邦在召开了全国的宣传部长会议，部署了全年的宣传工作以后，便开始在文艺界中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商量第四次文代会如何召开和要解决的问题。他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会议，党内外作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这些会上，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在文艺界和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上，胡耀邦最后做结论说，关于文艺界的一些问题，请允许我多做一些调查，再发表意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今年一定要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参加的人约3000人左右，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组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要写好一个工作报告，总结30年来的经验，特别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除了原有的筹备组的人员外，请周扬同志也参加大会的筹备活动。在另一次会上，他还谈道，为了开好第四次文代会，把文艺战线的工作做得更好，他提出24个字，作为对文艺界的希望和要求。这就是：认真奋发图强，经常反映情况，善于总结经验，切实加强团结。

胡耀邦为了开好第四次文代会，他亲自参与总结文艺战线30年来的工作，多次与文艺界的同志座谈，与大家交换意见。他在听取了司徒慧汇报电影工作、周巍峙汇报艺术工作、林默涵汇报文学创作的情况后，就各地党委怎样领导文学艺术工作发表了意见。他说：繁荣文学艺术创作，需要很好地总结30年来我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只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大踏步地前进。30年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受挫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各地党委在领导文学艺术工作上，还没有找着一个正确的领导方法。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我们领导文学艺术的缺点，与领导物质生产的不成功之处有类似之点，那就是三个字：“瞎指挥”，或者说是统得过死，集中过多，指挥又不高明，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哪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是我们在执行“双百方针”上有问题。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为什么要划那么多框框，加以限制？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无比广阔、深远，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的丰富多彩，为什么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发现反映那种题材的东西少了，不够，可以发出呼吁，加以提倡。又如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是少数人审查，甚至是党委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有的独断专行，像韩复榘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大亏，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谁审查的，还不是康生一个人拍板定的调！我看，我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要遵照毛主席讲的8个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由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评议的方法去解决。我主张不要搞审查，不叫审查，而叫评议和讨论。

胡耀邦在与文学艺术界的同志座谈时，为了清除“四人帮”散布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几次向大家推荐读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他说：这是马恩全集的第一篇文章。他还兴致勃勃地向大家朗诵了这篇文章中一段诗一样的文字：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处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胡耀邦绘声绘色的讲话，使与会者啧啧称赞：耀邦同志若不博览群书，精通马恩列斯著作，他能如此引经据典，把马克思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精彩段落，神采飞扬地背诵出来吗？

胡耀邦接着说：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他还说，我们不搞审查，但要像商务印书馆的书一样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我们提倡作家的作品要“文责自负”，至于有错怎么办？大家可以讨论，我看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和要作家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去解决。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文艺报》和有关的刊物以及上海的同志一起连续举行了学习周总理1961年重要讲话的座谈会。《文艺报》编辑部还在1979年3月举行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文艺界的领导与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一起，共同探讨了如何总结建国30年来文艺战线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何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正确开展文艺理论的批评与评论。

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谈到胡耀邦提出的“文责自负”，认为这样做很好，是艺术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有法可依，用法来保证文责自负的实施。文艺要立“法”，不能由哪一个人自作决定，文责自负就有了保证。作家、艺术家的信心和勇气，就有了用武之地。巴金用8个字来表达大家共同的心愿：“文责自负，依法办事”。

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在文代会开幕前夕，即10月29日，胡耀邦出席了文代会共产党员代表的预备会。他向党员代表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讲话，要求文艺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不仅是文艺家，还应是政治家，把过去个人的得失、委屈放开，丢到太平洋去！多想想未来，多想想怎样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努力奋斗。文代会要充分发扬民主，但共产党员代表还要有党性、组织性。他向党员代表提出了五条要求：一、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二、维护和加强团结，顾大局、识大体，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把大会开好；三、集中精力讨论有关当前文艺工作的方针任务问题，对文艺界历史旧账和对当前某些作品有争论的问题，不在大会纠缠，以免分散注意，大会不准备在这些问题上作结论；四、对地方党、政府机关、部队领导有意见，可写出材料，交大会领导小组转交中央有关部门，不在大会讨论；五、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在大会中申诉，可向中纪委、中宣部、中组部和有关部门提出，或交大会领导小组转达。

第四次文代会于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如期开幕，至11月16日胜利闭幕。

16日晚上，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茶话会，胡耀邦充满豪情地向文艺界祝愿说：历史将证明，这次文代会是我们国家文艺战线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党从来认为，文艺事业是我们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大军是我们整个革命队伍的一支光荣的大军。现在，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党正在率领我国各族人民向一个更伟大的新的目标前进。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作出更加光辉的贡献。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样的强国，应该是经济上发达富强，政治上安定团结，文化上繁荣兴盛。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胡耀邦鼓舞人心的讲话，激起全场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胡耀邦深感要振兴中华，首要的任务就要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因此，自1977年底担任中组部部长以来，就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以平反各种冤假错案著称，使优秀人才从“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文艺界是遭受“四人帮”摧残、受害最深的“重灾区”，加上“文革”前历次运动的牵连，可以说文艺界的冤假错案成堆。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长以后，为了调动文艺界的积极性，他加紧为作家、艺术家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79年3月，茅盾写了一封信给文联筹备组的林默涵，说希望第四次文代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开成一个大家心情舒畅、真正百家争鸣的会，开成一个向21世纪跃进的大会。他希望把全国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都请来参加这个会，特别是70岁到80岁的，最好应该一个都不遗漏参加会议。他还建议中组部过问一下对老作家、老艺术家落实政策的问题。他举了浙江的老作家陈学昭至今还没有人管的个例。

这封信转到了胡耀邦的手上。他看了深有感触地说，文艺界不知有多少为革命做过很大贡献的作家、艺术家遭受了冤屈，还没有回到文艺战线上来。他说，邓颖超同志就叮嘱过他，过问一下阳翰笙工作的事。胡耀邦立即指示，要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研究在文艺界如何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把第四次文代会开成一个文艺界团结、跃进的大会。

座谈会于3月底在北京举行，参加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文化局、文联的负责同志和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共100多人。会议产生了一个《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切实加快文艺界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通知说，会议认为：凡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因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30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画”、“黑线回潮”等被审查、点名批判、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包括1964年文艺整风中，受到批评、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集团”等的政治帽子，经过复查，确实搞错了的，也要坚决予以平反改正。此外，“文化大革命”前也批错了一些文艺作品，在给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落实政策的时候，对于他们的作品被当作“毒草”批错了的，也都应该平反。

会议认为，落实政策不仅要在政治上平反昭雪冤假错案，还要对受害者的工作安排、生活困难等实际问题给以足够的重视和关心，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根据可能的条件积极地给以解决。对于知名作家、艺术家要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热情支持他们的创作活动。

这次会议结束时，胡耀邦到会讲话，他再次强调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性。他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种人的政策，是我们全党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必须坚持把它办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次会议以后，茅盾的建议，都在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中得到落实。

胡耀邦还决定周扬、阳翰笙、林默涵、夏衍这些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文艺界领导都参加即将召开的四次文代会的领导工作。这就为茅盾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阳翰笙做文联会务工作报告、夏衍致闭幕词、林默涵任大会秘书长，定好了框架，使他们恢复了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胡耀邦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爱护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在访问《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时，他向作者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

1978年11月，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根据胡耀邦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他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明确地指出：“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这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反映和阐明了他这次讲话的新精神。发表以前，编辑部将文稿送给胡耀邦审阅时，他加了很重要的一段话。文稿在分析四化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后提出：“我们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今后就不要教育和改造了。”紧接下来，胡耀邦补充了这样一段文字：“至于说，现在两千多万知识分子中，是不是也有反对社会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人，甚至还会出现现行反革命分子呢？当然会有，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工农干部出身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农民中，也有这种极个别的情况，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保持警惕，但不应因此否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进步，不承认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段文字，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我们几十年来都是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来对待，不是团结对象，只是改造对象。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胡耀邦修改的这一篇评论员文章，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胡耀邦对文艺界被错划为“右派”的身处逆境的同志关心备至。1977年冬，他任中组部长之后，先后接受了文艺界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的申诉。当中国青年出版社原负责人李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去找他时，他热情接待，安慰他不要着急，“右派”问题一定会得到改正，同时详细询问了王蒙、刘绍棠等几位原在团中央系统工作的被打成“右派”的同志的近况。李庚告诉他，他从丁聪等同志处了解到他们在各地农场、农村艰苦劳动的一些情况。胡耀邦惋惜而坚定地告诉李庚：“我们会尽快地为他们解决问题，包括你在内，他们都是难得的人才，都年轻，正可以大有作为，不要再耽误他们的写作了”。

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李庚等一批被错划的“右派”很快得到改正。李庚被分配到中国文联工作，并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四次文代会。

第四次文代会将要闭幕时，北京得知上海要禁演《假如我是真的》（即《骗子》）这部话剧，并传开可能对作者沙叶新有所“处理”。胡耀邦闻悉后，认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界盛会方开之际，遇到的第一个文艺创作上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必须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他要与会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先不要轻易表态，而立即调演该剧，要大家先“尝一尝，辨别了滋味，再说它是甜是苦”。当年12月他调任中央宣传部长时，立即和上海打招呼不要忙于对剧本、演出和作者下结论。同时下令组织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事先不定调子，让与会者畅所欲言，百家争鸣，对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论。

文代会闭幕不久，1980年1月下旬，胡耀邦倡议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会议历时22天，遵照胡耀邦指示的“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让大家畅所欲言，对当前创作倾向和理论性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达到预期的目的，文艺界老前辈周扬、夏衍、陈荒煤、张庚都讲了话。

2月12日这天，北京风和日丽，春意融融，胡耀邦到会作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既讲了“双百”方针，又讲了“二为”方向，他从上午讲到下午，历时6个小时。他热情洋溢地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创我国文艺新的大繁荣的时代，干前人没有过的伟大艰巨的事业，我们要敢想敢干，百折不挠”。讲到激动处，他站起身来，挥动双臂，响亮地说：“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全场掌声雷动。接着他斩钉截铁地说：“作品有缺点错误，可以辩论嘛，可以帮助嘛，决不能因为创作上出了毛病就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坚决不许打棍子，有人要打棍子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出面保护他们……”

他出语惊人，其真知灼见，令人钦佩不已。最后他用诗一样的语言动情地说：“我们沿着一条不平坦的崎岖的道路前进。我们的头顶上有暴风骤雨，我们的脚底下有陡壁险坡，我们的同志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负荷，有的同志还有这样那样的创伤。能不能攀上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高峰呢？有人会掉队，有人会开小差吗？我回答不了。我只有回答一点：我们党鉴于历史的教训，决不会把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我们事业的同志赶跑，我们的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我们必须紧紧地手拉着手……，文艺界的朋友们，为我们伟大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人们，让我们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前进吧！”

胡耀邦富于情感、鼓舞人心的话语，使与会者心潮激荡，不少人还落下了热泪。

作家沙叶新终于受到了保护，他回到上海以后，精心创作了话剧《陈毅市长》，在上海等地引起了轰动，受到普遍赞扬。他激动地说：“是耀邦同志给了我文艺创作的春天，给了我创作的大好时机，我没齿不忘。”

文艺家听了胡耀邦的报告，深有感慨地说：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第一个文艺界自己可以自由讨论并决定自己作品的命运的会，是第一个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实际在改善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会。会议的倡导者胡耀邦同志和我们心连心，他爱护人才，求贤若渴的高风亮节，永远鼓舞着我们不断攀登文艺高峰。

事隔20多年后的今天，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李英敏，每当回忆胡耀邦的这次长篇讲话，总是情不自禁地说：“听了耀邦同志的讲话，大伙的眼界开阔了，信心提高了，因为有耀邦同志这样的知心领导人撑腰引路。”

胡耀邦在“文革”以后，对历史的教训有过深刻的思考，和知识分子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交往。他不仅了解知识分子的艰难，也了解知识分子的心迹，真正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

著名社会学家、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费孝通，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他在《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总是认为在我的一生经历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英明果断，力挽狂澜，我们这一小撮‘在《毛选》中点名批判的“六教授”’决不可能这样容易破冰山重见光明的。我能有今天，就不应该忘记耀邦同志对我们的这段恩德”。

费孝通在“反右”前，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等职。“反右”斗争中，费孝通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大“右派”，他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诬为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信号弹。毛泽东点名批判他是“六教授”之一的“右派分子”，全国口诛笔伐，在“反右”时期，费孝通受到大小报刊连篇累牍的批判，从此，费孝通的“臭名”家喻户晓，他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

在胡耀邦的直接关注下，费孝通于1980年8月16日与被错划的曾昭轮、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等6教授同时得到平反昭雪，他重新走上了民盟领导岗位。

费孝通到民盟中央上班不久，一天，灿烂的阳光洒满民盟大院，费孝通正在民盟中央客厅和盟员谈话，谈兴正浓之时，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一见面才知道是胡耀邦来看望大家。他对费孝通和蔼可亲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是一时兴起看望大家的，想顺便谈谈。”两双手紧紧相握，费孝通激动不已。

大家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胡耀邦坦诚相见，情真意切，口若悬河地对在座的盟员说：“民盟是个党外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知识分子第一是爱国的，第二是学有专长的，第三是为人正派的。”他接着加重语气，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就希望能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我们合作成为复兴中国的一个力量。”

亲切交谈中，胡耀邦就这样轻松平易地表达了统战的目的和方针，使老盟员口口相传，念念不忘。特别是说到“盟员为人正派”，以“正派”作为做人的标准，使盟员备受鼓舞，引人深思。

1983年11月3日，胡耀邦患病在家小憩时，看到了费孝通于1982年9月写的《小城镇、大问题》的小册子之后，立即写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批语”，认为这篇长文“值得一看”，因为它可以“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他的批语流露出真情实感，使费孝通深受感动，费孝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胡耀邦同志他也不可能想到他这短短几句话语都打中了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心，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之相交，以心换心’。而且又悟到了这正是统战工作的真谛，做到了周恩来总理一再强调的要党内领导同志多交几个党外朋友。”

费孝通在这篇回忆文章的结尾饱含深情地写道：“后来，我越是接近耀邦同志，越是对他更为尊敬。我感激他不仅是在关键时刻给我这一生中的第二次生命，而且以身作则地教导了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的朋友；怎样用自己的专长为人民服务，而乐此不倦。我愿意老来记下我这一段经历，以此表达我对耀邦同志的纪念和我对他的感激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