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相信看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很多网友也都想去馆里看看。除了李馆长前面讲到的，在里面有很多历史事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之外，还可以感受到两个人情义绵绵，共患难之后夫妻恩爱。我想问一下高将军，我们说到他们两个之间交流，可能首先还是会考虑到革命事件的交流，包括李馆长讲的例子，在困难时期，两个人也会互相协商。对于党内的重大事件当中，他们两位是不是也会进行共同的交流和探讨呢？
[高振普]:刚才都讲了两个人的这些交往。我接触到的，在建国后，因为周恩来总理在初期的时候是五大书记之一，后来又是副主席，到后来是常委，国家总理，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所以这两个人的原则性很强，纪律性也很强，属于哪个级别，要到中央的什么事情，就到那个层次。意思是说，虽然邓颖超是周恩来的夫人，虽然在平时交往中这么融合、这么亲密，但在国家、党的原则问题上，两人是严格遵守的。所以周恩来不会把不应该邓颖超知道的事情，提前向邓颖超透露。而邓颖超自己也不会去打听最近有什么大事。这是两人最大的原则性问题。
[高振普]:周恩来总理在有的事情上需要邓颖超出面做事情的时候，那周总理就会请邓颖超来做事情，这是属于工作需要。特别是外事上，有些需要做夫人的工作，就要请邓颖超去做工作，在日常上是没有的。
[高振普]: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都知道，1965年上海会议，就是罗瑞卿当时受批判的会议。走的时候，因为出发的时候邓颖超就问周总理，说几天啊？周总理说，不会长，出去有一个事，大概一两天就能回来。所以有一个特点，我给总理准备东西，出差的东西，不是一两天都可以，他一个月不回来，都没有问题，我们是充分的准备。我们个人就没这么充分，一两天，连个衬衣都不要带。减少装备，结果到那儿之后，开了十多天，出了一个大的问题。
[高振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周总理都不知道，邓颖超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党的重大事情，不是两个人先交流交流、商量商量。
[高振普]:还有“9·13”，网民们都很熟悉这个事，9月12日，周总理都不会想知道，也不会想到会有“9·13”，邓颖超更不会知道，他是正常开会。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以至于到人民大会堂处理这个事情，三天三夜，总理都没回家。邓颖超很着急，根据她多年的政治嗅觉和她的经验，她认为准有大事，但不知道是什么事，我们在现场也不会打电话给邓颖超说什么事，谁也没讲。等到什么时候，邓颖超才知道是发生了“9·13”林彪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中央决定向各部门，那时候叫各个口，国务院系统各部委、中办系统、军队系统，传达林彪这个事件的时候，该传达到邓颖超了，她才知道。因为邓颖超不可能去会场，周恩来就派杨德中同志，当时分管总理安全的杨德中同志，也是我们警卫局局长，派他到我们西华厅给邓颖超头口头传达中央的这个文件，所以这个时候她才知道，一点都没有提前。总理并没有提前给她讲，一定是到邓颖超该知道的时候，才给她讲。这不是大事嘛，这种事情。
[高振普]: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王力、关锋、戚本禹，叫做王关戚。王关戚和“四人帮”是一块的，中间把他们抓起来了。决定抓起来的时候，在钓鱼台，先把王力、关锋抓起来了，戚本禹当时没有抓，中央考虑，再过一段时间，还让他交代一些事。等到回来以后，邓大姐就问我，小高，今天那么长啊，有什么事？我呢，也误会了。我以为邓大姐能够知道一些消息呢，怎么她问我呢。我就给大姐流露了一句，今天就是把王力、关锋给隔离了。大姐说，这么大的事啊。然后邓大姐就到总理办公室推开门去问总理，今天有什么事啊，听说出了大事了。我就站在后面。然后总理就看邓颖超，意思是，什么事啊。大姐说，我知道了，不是王力他们吗。总理说，你怎么知道的。邓大姐没有说是我说的。邓大姐说，我有我的渠道。总理看了看我，我就很紧张，还好，没说。根据我后来分析，要把王力、关锋抓起来的事，不会是现场就定了，而是事先就定了，开会的时候要隔离起来。但邓颖超一点都不知道。当然这样的例子很多了，不是抓人的例子。大事有很多，我们做警卫部门的，了解的也不会很细。但这种事情，看到、知道，就说明两个人在党的重大问题上，不该交谈的，是不会去交谈。属于该交流的，也不免有一些交流。但重大问题不应该事先了解的，他是不会透露的。
[高振普]:我再说一个问题，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采访，采访的一个老同志，这个老同志年龄还不小。“9·13”，他肯定不知道，因为这个同志不在现场。我可以说一下这个，在我看到他讲的时候，那天宋庆龄副主席正好是9月13号要坐飞机到上海去，到了西郊的军事机场之后，飞机不能起飞。因为周总理在这之前已经下了禁飞令了，所有的飞机都不能起飞，但是当时空军的也没有权力透露什么事，他也不一定全了解，他又没法回答作为另外一个局里的局长。问他为什么不能飞？他就只能说，绝对不能飞，不能讲出原因。关键是下边一句话，他说，等一会儿邓颖超同志来了，邓颖超同志13号当面向宋庆龄副主席解释为什么不能飞。这样宋庆龄就回去了。我听了以后，我说这个也太不实际了。所以我们资格也老，年龄都大，你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讲不实际的话。他就有点不太实际了，因为他不知道“9·13”，他也不在现场。我刚才也讲了，邓颖超没有提前知道，她怎么可能去到西郊机场给宋庆龄解释呢。再有邓颖超也不知道宋庆龄到上海去，宋庆龄去上海也不可能向邓颖超报告，所以邓颖超也不可能去解释。所以大家在网上看，在电视上看，一定要分析，一定要实事求是。至少应该是这样的，当时赵炜同志是秘书，她是寸步不离邓颖超的，她应该跟着一块儿去。后来问她，她说，瞎扯。这是口语。像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这说明一个原则，邓颖超不会提前了解这个事情。
[赵炜]:我补充一点。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原则不是解放以后养成的，主要是在地下工作，包括上海、重庆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赵炜]:比如在上海，他们有一条原则，共产党员单线联系的人，比如我联系高振普，邓大姐联系廖主任，我们俩互相不知道，他们俩更不能知道。为什么？因为让另一个人知道，他一出问题，肯定把廖主任给带出来。在这一点来讲，这是他俩习惯几十年养成的。
[赵炜]:再有一个是邓大姐和总理的原则是什么？该知道的，告诉你。不该知道的，总理知道的不会告诉邓大姐。邓大姐知道不该问的，邓大姐绝不问。刚才高振普也讲了，一问，邓大姐说我有我的渠道。
[赵炜]:我举个例子，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我们西花厅，我那时候在总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邓大姐在后面不知道。当时，总理在专委会给所有的的领导以及工作人员讲原子弹爆炸的事情，你们回家给你们的老婆、丈夫，任何人都不许讲，我对邓颖超都没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是我的妻子，她都不知道。结果邓大姐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知道的？第二天，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她才知道。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很高兴的事情，邓大姐不知道。她这个原则是坚定的。
[赵炜]:说实在的，邓大姐不怎么去问总理的事，凡是党内的大事，不允许的她不问。大家公开的议论，他们都是老党员，这没得说。在党内的一些重大事情，邓颖超不该知道的，周恩来不说，她也不问。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直到他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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