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赵秘书长，邓颖超大姐逝世之后，她留下了两份遗嘱，这两份遗嘱有什么区别？都讲了什么内容呢？
[赵炜]:邓颖超去世之后，她的遗嘱在《人民日报》公布了。最早是1978年7月1日，邓大姐在我上班的时候，她就让我准备好笔和纸，她说等一会儿要写东西。她写什么，我事先不知道。因为以往有时候，她写东西都跟我说。她看着，我很奇怪、纳闷。她说，我一会儿写出来，你就知道了。今天是党的生日，我要给党中央写封信，是对我自己后事的安排。我说，大姐，太早了吧，你忙着写它干什么。她没说什么。我就给她准备纸。她第一个遗嘱，我可以给大家念一念，这是她的原字。
[赵炜]:她的写的是：中共中央：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请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赵炜]:1、遗体解剖后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3、不搞遗体告别。4、不开追悼会。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赵炜]:1982年6月7日，邓大姐又拿出笔和纸对这份遗嘱认真地看了以后，仔细看的，重抄了一遍。我说，你别抄了。她说，不行，我得抄。根据当时的情况，她又补充了两点。
[赵炜]: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侄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是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属，唯一的一个远方侄子，他很本分，从来不以我的关系提出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邓颖超 1982年6月7日 重写。
[赵炜]:你就看看她自己多么认真，根据当时的形势，加了两点，这两点说实在的，对当时很重要，对今天，我觉得更重要。
[赵炜]:还有一份遗嘱，两份遗嘱的性质不一样，这就是邓大姐非常有远见处理她个人的后事。
[赵炜]:1982年11月5号，邓大姐又写了第2份遗嘱，写给六位同志委托处理她遗物的交代。因为她无而无女，她的后事，总理走了，好办，该交的都交，不该交的都留给邓大姐那儿。邓大姐的交给谁呢，就留给我们工作人员清。怎么清？邓大姐替我们想好了，减轻我们的负担，减轻组织的麻烦。当时，邓大姐写遗嘱的时候，我说实在的，我的心情非常难过，常劝她，你写那些，那么早干什么，现在不到时候。她说，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经晚了，趁我现在身体好、头脑清楚，还能动笔的时候写出来好。这也是为组织上好办，对你也好办。我活着的时候，有些事情你替我背，我死了不能再让你替我背了。我写出来公之于众，大家会相信的。如果我不写，你说出来人家不相信。
[赵炜]:的确，大姐给说中了，邓大姐说得对啊，在她遗嘱见报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问我，是邓妈妈写的吗？当我听了她这句话，那时候刚刚逝世不久。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下来了，哭着跟他说，这样的文字，我是写不出来的，这样的笔迹我也写不出来，这正中了大姐所说的。在这一点上让我深深的感到邓大姐的远见，为组织着想，为我着想，为我们身边工作人员着想，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条件来处理她的遗物。
[赵炜]:她的一封遗嘱，我给你们念念。
[赵炜]: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件事，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炜同志协助。为什么呢？杨德中当时他是管警卫的，总理去世后，他也管西花厅，邓大姐的事。李琦是当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主任，张佐良是保健医生，周秉德是他们家的一个侄女，六个人，方方面面都有了。
[赵炜]:关于办理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清中央批准外，以下几件事件由小组办理：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医疗人员和同志们的负担。
[赵炜]:没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交公家处理。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所有的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来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单位用。我的文件、来往通信、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她写的是办公室，实际上是研究室）。
[赵炜]:有些遗物可交公的，交公，或者交有关单位使用。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给分配合用的身边工作的同志及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赵炜]:这里她就讲了，她都跟我交代，谁送的东西，比如说花瓶，让我记住，还给本人。我真还了不少东西。
[赵炜]: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之内的其他物品，通由小组同志议处。
[赵炜]:这是邓颖超1982年11月5日写的。当你看了她的这两篇遗嘱，不知道你听了有什么感觉。我再给你讲一讲。
[赵炜]:当她写完这个，好象是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思，可她还总是嘱咐我，赵炜，我死了之后，你一定要把我给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大家知道我已经不在了，就行了。所以她在7月11日走之前，10号的时候，她头脑清楚，但说话吃力。赵炜，我的遗嘱。我说，大姐，打住，您别说了，我知道，我早就交到中办了。她怕我不交，她不放心，我说早交了。实际是早交了，她还问我。
[赵炜]:她把一个人生死看得很透，她说一个人生老病死是常情，谁也避免不了，谁也逃脱不掉。她的生死观很明确，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劳民伤财。她说，我反对在家搞吊唁。搞这些是给组织找事，是给你们添麻烦。说到这儿，她跟我开玩笑，她说，赵炜，你也该做一点好事，行行好，行不行？别搞成千上万的人来吊唁，多么麻烦啊！我说，大姐，你的要求，我一定向中央反映，我不打折扣，我一五一十的向中央报告。他们决定怎么办，我怎么办。所以当时邓大姐11号去世，中央来了领导同志，在医院的会议室谈，我首先把邓大姐的要求反映给了领导。
[赵炜]:但是当时人家也没说什么，赵炜你就在西花厅布置个灵堂，谁来就让他们来，你也不号召，也不通知。那我们就接待吧。她的遗体可没告别了，就在八宝山，火化那天告别的，没特意在另外的地方，向北京医院哪儿的。那天的人我没法形容，人挤人，四个大门全开，后来我们没办法站那儿守灵，因为太晚了，四排往里进，鞠躬都不能鞠。邓颖超在人们心中地位很高。当时是7月，天气多么热啊，人们都汗流浃背，可以看到人民对总理，对邓大姐的情感，我们深深感动、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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