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
作为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他在红都瑞金协助毛泽东筹备中央苏区党的一大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笔者曾经瞻仰了红军总部及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叶坪时毛泽东和任弼时一同居住的一座小楼以及召开两个“一大”的会场。自毛泽东回到中央局代替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以后，中央苏区这两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就在以毛泽东代理书记的中央局“负责领导”下进行了。1931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也称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村一个大祠堂里隆重开幕，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红军问题、苏区工会运动和青年团工作等五项决议案。大会于5日胜利闭幕。
任弼时在为大会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首先明确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政党，他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这里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部——从支部起——的积极性，严紧党的纪律，增加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然而，会议决议中一再提到的“狭隘经验论”，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
原来，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鲜明而正确的科学论断，提倡面向实际作社会调查，反对凭借“本本”发号施令的错误。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从而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表述得更加完整。任弼时到苏区后，对毛泽东后来的重要补充没有进行了解，却认为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学习，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因此，离开毛泽东文章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强烈的针对性，片面地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后来，任弼时坦率地不止一次地作了自我批评。他在延安整风时说： “在苏党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指示及[指责]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在中共七大前夕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说：“听说他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许多教条。”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继中央苏区党的一大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瑞金叶坪村的大祠堂里隆重举行。出席大会开幕式的代表共290人，分别代表中央苏区，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一、红三军团，红二、红六、红十六军，各独立师以及全总、海总等均有代表出席。当日，国民党军“有十余机轰炸长汀、瑞金，投弹百余枚，烧屋百余栋，死伤数十人。但大会无恙”。原来，会场进行了伪装。结果黎明阅兵，晚间提灯庆祝，会议庄严热烈，空前未有。大会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定都瑞金，瑞金改称瑞京。
第一次全苏大会期间，任弼时和代表们广泛接触。清晨，他和代表们一起出操。夜晚，他给代表们讲党课。尽管他这时才27岁，但是因为留着长长的胡子，拿着旱烟斗，穿着草鞋，模样却像个老农民。王震在后来回忆任弼时说：“我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湘赣边区代表团的支部书记，幸运地第一次和您会面。您向我详细地询问了湘赣边区的工农群众和红军的斗争情形；您以布尔什维克组织家和教育家的高度热情，把我们出席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化为一个训练班；您替我们拟出代表团的学习计划日程上，有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其他同志的讲课，其中有您亲自讲授党的建设。”
上述两个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是在战斗频繁、苏区分割、交通困难和物资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任弼时从指导选举代表、组织文件起草、党政军人事安排，以至大会期间各代表团的学习计划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展示了高度的组织才能，因而被代表们誉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家”。然而，他除了新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继续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外，在政府和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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