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
任弼时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来到赣南，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副书记，先后在宁都、瑞金、兴国等地，参与领导反“围剿”、筹备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复杂曲折的宁都会议等革命活动，在赣南红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他从中央绝密交通线进入赣南，肩负参与领导中央苏区工作的重任
1931年2月初，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几次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研究，认为全党目前有两件大事：一是加强苏区和红军工作；二是改变城市斗争方式。远东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派60%的干部去苏区领导巩固工作；军事干部在国内外学过、做过军事工作的，90%以上的应该派往苏区，充实对红军的领导，并尽早成行。
为此，中央政治局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做出决定。第一，关于党的领导机关。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小布已经宣布成立。2月6日，即将奔赴苏区的任弼时在政治局会上建议：中央苏区任务重，“过去分配的力量不足”，如周恩来去苏区有困难，最好另派一名政治局常委去；王稼祥“必须去”，以利于加强理论工作；在苏区的中央委员也应加入。周恩来表示他准备去但不能马上成行。于是，会议先是确定中央局成员7人：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共青团（顾作霖）和苏区各1名。项、毛、任、王为常委，任管组织，王管宣传，毛管军事。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说：周两个月后可出发，为中央局书记，目前由项英暂代书记。2月13日，政治局会议就此做出初步决定，同时决定成立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确定赣东北、湘鄂赣、闽西3个特委的负责人。第二，苏维埃军委由周兼任，军委委员20余人。常委由毛、朱、周及有关军长等共8至9人组成。第三，召开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筹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明确了中央政府主席应该具备有全国威望和在苏区工作这两项基本条件。经过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任弼时等确定进中央苏区的人员先后成行。
这时，在江西大敌迅速压境的危急时刻，却发生了红军内部自相冲突的“富田事变”。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对事件真相一时还不清楚。任弼时临行前，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起草了指示信，指出：“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鉴于情况紧急，3月4日，政治局最后决定：任弼时5日必须走，王稼祥7日走；去鄂西、鄂东北的人，本周内必须走，其余去各苏区的人，3月份以内走完。就这样，27岁的任弼时受命为中央政治局派赴中央苏区代表团的负责人，他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这时，妻子陈琮英因预产期临近，只好暂时留在上海，待分娩后再成行。随后，任弼时由中央特科交通科安排，先坐海轮到香港，转汕头、潮州，改乘小火轮沿韩江北上，到大埔，之后进入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瑞金。
1931年3月15日，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闽西永定县虎岗——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约在4月4日继续北行，经长汀（旧称汀州）的四都坪到江西瑞金。4月17日，他们赶到宁都县青塘，和毛泽东、朱德、项英等见面，当即就参加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举了彭德怀等5人为中央局委员。任弼时一面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会议决定，一面立即开始参加中央局的工作。代表团和与会同志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对总前委过去的工作，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当然，他们对苏区中央局的批评也有偏颇。
这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步步逼进，而中央局和总前委对战略方针出现了分歧。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后来在1945年6月10日的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说，在这场争论中，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任弼时到苏区两个多月，通过中央局扩大会议，特别是通过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过程，深感自己缺乏作战经验。后来他于1943年11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未到中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中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国民党大军压境之际，毛泽东深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使他深为折服。而代理书记项英则“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于是5月24日，中央局决定，恢复1月间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毛为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及战区的地方工作。后又向中央报告：代理书记项英“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求中央批准。
经过反“围剿”斗争打退敌人以后，苏区中心地带战事相对平静，中央局机关和一方面军的留守处便离开战斗部队，固定在兴国，组织局工委在东固以南的农村。随着中央代表团到达后人员逐渐增加，苏区工作日益向前发展。主要是：第一，调整党组织；第二，整顿和加强地方武装；第三，建立苏维埃，分配土地；第四，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6月1日，苏区中央局发布公告：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会原定8月1日在江西苏区召开，因为选举代表需要时间，加以全国各苏区之间交通困难，后通令延至11月7日（10月革命纪念日）召开。7月20日，任弼时派中央局秘书长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到苏区了解的情况：“中央局目前的状况，朱、毛、周、彭、林等均在前方，陈毅到赣南特委担任书记去了，现在中央局只有弼时、稼祥、项英三人”，“中央局的工作人员甚少，连技术工作都成问题”。
尽管如此，任弼时还是全力以赴地参与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7月，他在《战斗》报上发表《努力进行全苏大会选举运动》一文，要求在整个选举运动中，“必须与加紧准备第三次革命战争扩大红军的中心任务极密切的连接起来”，同时，和新区的分配土地和原有苏区实行“抽肥补瘦”政策等工作结合起来。8月，他又在中央局组织部出版的《党的建设》杂志上，发表《怎样完成区委的改造》一文，指出苏区党的区委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独立领导全区工作的能力，对于上级党部的依赖性非常浓厚”，组织成分上“缺乏甚至完全没有无产阶级分子”，工作作风上，“个人包办、家长式、手工业式的领导方式还很普遍地存在着”。要求通过召开各区的代表会改造组织，由工人、雇农分子来负责区委的领导工作，并“站在自我批评精神上去详细检阅区委过去的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召开两个大会列为“当前的中心任务”，8月份内完成选举和区委改造的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任弼时还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解决了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当时，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诬陷为“AB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之一”。张爱萍后来回忆：“救星任弼时同志来了。”任弼时“把我从由于大革命失败而逃到上海，作秘密工作，又连续被捕入狱；以后又被派入红军工作，又负伤，及被调出作青年工作等等一连串的情形，研究后所作出的结论：‘他不会是AB团的’”。他又谨慎地决定：“‘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工作的检查来找根据’。”于是，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少共中央局书记的顾作霖，被派来到万泰地区检查工作。首先从少共下层组织，然后到上层的工作；从少年先锋队工作，到儿童团工作；从党到政府等各方面去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了弼时同志的论断是正确的”。
不仅如此，任弼时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兴国县召开团代表大会，他率领少共中央的巡视员五六人出席。
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周爱民回忆：“他扎着皮带，结了绑腿，脚穿草鞋，背支驳壳枪，浑身英姿焕发，朝气蓬勃。”“当天晚上，我邀集团县委几个干部，围坐在一盏菜油灯下，向任弼时同志和巡视员一五一十地汇报团的工作。他不时竖起大拇指称赞说：‘配合革命形势，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把广大青年组织到革命战争的行列中来，这项工作很紧要，也很必要。’”“在会议间歇休息时，他走入代表们中间，谈笑风生，情趣盎然……一边回答同志们的提问，同时一边记下同志们的发问。他听说兴国山歌在鼓动宣传青年人当红军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后，便要当时妇女山歌手、县妇联书记谢佩兰教他唱扩大红军的山歌。他悄悄学会之后，一天在大会上居然操着兴国客家口音唱道：‘哎呀嘞！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哥呀哥，勇敢杀敌上前线，家中事情莫挂心。’”“在会议结束之后，他不辞劳苦，要我同他到离县城30多里的江背、水南一带作调查”，“后来，我又陪同任弼时同志到赣县田村、白露一带，调查那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与他短短相处的日子里，我发现任弼时同志最大的长处是没有官架子。尽管言语不太相通，但是他与群众的关系真是到了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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