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
作为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在意见纷争的宁都会议之前，参与了前后方关于军事方针的争论
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苏区面积扩大，纵约750里，横约540里，跨18个县。毛泽东同斯诺曾经这样说：“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后，任弼时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局党校校长，顾作霖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中央局书记。
1932年3月初，任弼时来到闽粤赣省委所在地长汀，出席省第二次党代会。在欢庆胜利的气氛中，他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传达了中央苏区党代会决议。大会遵照苏区中央局决定，将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改为福建省委，由罗明代理书记。3月18日，在巴黎公社纪念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他又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大会以发展革命战争为中心议题，通过土地、劳动、军事、财政经济、苏维埃建设等决议后，选举成立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即工农民主政府），和江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一起，标志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对于加强对红色政权的领导，统一政令，推动苏区军民开展革命战争和发展苏区建设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任弼时在长汀期间，出狱不久的妻子陈琮英转道香港，到达闽西苏区。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那天，夫妇俩分别一年后重逢了。但是就在这一年里，陈琮英在政治和生活上遇到了严重考验，而她都经受住了。原来，任弼时离开上海后的第七天，陈琮英生下女儿远志。4月和6月下旬，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陈琮英怀抱着女儿被捕入狱，后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听完妻子的讲述，任弼时对陈琮英说：“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很难过，但没有影响工作。我知道你一定会经受住考验的。”又说：“我们是革命夫妻，我们的爱情是融在对党对人民的事业里的。”福建省的两个大会闭幕后，他们一起回到了红都瑞金。
任弼时回顾自己在赣南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时曾说，苏区党代表大会前后，“‘左’倾路线我们的执行也不彻底，故苏区党代会仍被上海中央批评为没有反对右倾”。这个事实是在他从长汀回到瑞金以后。1932年4月4日，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文章洋洋2万余言，其中，指责毛、任等人所在的苏区中央局对苏联力量不信任，对世界革命前途消极悲观；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没有一句话讲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尤其是苏区与红军的进攻问题”；只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把巩固革命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表示出“浓厚的等待主义”，助长了“农民意识的发展”；在反帝运动和土地革命中“放弃绝对领导权”，“完全没有了解中国苏维埃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等等。总之是“十足的机会主义”，阻碍着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所以，“只有最坚决、无情的”加以反对，才能实现党的任务。后来毛泽东称这是“为了打击全党不同意见，贯彻自己的路线而写的一篇向党内宣布全面战争的文章”。10天之后，临时中央又在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中，强调目前要“进行坚决的革命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等等。临时中央的批评斥责，使苏区中央局王稼祥和任弼时既感到压力，又感到不服气，因为大会《政治决议案》是王起草的，《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是任起草的。
最后，在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下，苏区中央局在5月11日、6月27日所作的两次决议中，诚惶诚恐地进一步作自我批评：一是检讨“中央苏区的党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中央局过去领导的错误”。从而划清了犯错误的时间界限。既批评毛，又指责任弼时在党代会上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要领，没有上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二是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三项基本任务（作战、筹款、做群众工作）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强调集中正规化，反对游击主义，将三项基本任务取消，强调作战中心等，这些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对立的。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和中央局的这些决议，是后来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毛泽东的前奏和思想基础。用任弼时后来的话说，是为推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扫清道路”。
中央局两次决议形成时，毛泽东均未参加。后来他说：6月回到中央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开。他知道这是采取缺席裁判的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对中央局“站在上海临时中央的立场上”的这些决议，他虽不以为然，但也心领神会：这原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到前方，后方的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从7月25日到7月底，前方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对行动方针和前方作战的组织问题，通过电台和信件相互磋商。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建议由周兼任总政委，于是，周恩来在7月29日给后方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从组织上理顺关系对顺利指挥作战的重要性。他建议成立“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他深感毛“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方便之至”，因为主持大计，则与中央局代表或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形成“宝塔式的指挥权”。如按后方建议由周兼任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所以他主张由毛担任总政委，“遇关重要或犹疑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这就有必要召开苏区中央局的会议。
8月初，任弼时赶到兴国出席中央局会议。会议讨论决定：按周恩来的建议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以毛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8月8日，部队整编结束，中革军委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前方的胜利进军，对后方工作提出了急切的要求：一是立即建立县委，配备干部，打扫战场，搜集战利品；二是亟须补充部队，增加担架；三是组织慰问等。因此，任弼时接连督促各苏区，立即采取措施。9月，他先后在《实话》和《党的建设》上发表文章，即《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胜利》《为扩大与巩固工农红军而斗争》《以布尔什维克的冲锋精神完成中央局扩大红军的决议》，号召“每一个党员团员要学苏联共产党员在国内战争时期那种英勇到前方去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要认识党员是阶级的先锋，革命战争是阶级斗争最剧烈最高的形式。怕到前方去，怕牺牲，便不配称为阶级的先锋，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每一个到红军中去的党员团员，领导两个非党团员加入红军”。
红军如何应敌，在哪里摆开战场？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领导人，又出现意见分歧。于是，双方电文你来我往，各陈利弊，从8月底开始的一个月里，争论比较集中的有两次：第一次是8月底到9月初，第二次是9月下旬。由于后方中央局成员没有理解前方作战的合理意见，却又急于挽救鄂豫皖和湘鄂西红军摆脱困境。前方周、毛、朱、王考虑“再四”，坚持原方案。最后提出“无论中局同意哪一种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以确定行动方针，要后方中央局同志30日赶到。后方的同志也坚持原方案。双方各执己见。9月26日，前方再次提出，“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要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到前方开会，“日期在十月十日以前为妥”。正在这个时候，苏区中央局收到临时中央发来要“中央局转”周、毛、朱、王的急电。项英、邓发也已回到瑞金。30日下午，任弼时等一行5人从瑞金出发向北赶路。同行的刘伯承是周恩来在24日来信要求他到前方协助工作的。这时中秋节已过，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就是宁都会议前夕，中央局内部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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