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
作为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在宁都会议上，显示了“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
10月初，任弼时等赶到宁都前线出席中央局全体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制订反对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计划。这是接到临时中央急电之后，前后方同志都感到“急要”的内容。如果说，在这以前执行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同志，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正确主张还没有发展到公开斗争的程度，那么宁都会议上，却展开了一场“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
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毛泽东自第三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抵制和反对“进攻路线”的所谓错误：反对连续的进攻；主张打“土围子”巩固苏区，反对不顾主观力量的向外发展；反对打赣南重镇赣州和主张向赣东北发展；“不同意”赤化南丰河地区、诱敌深入的《训令》；甚至连漳州战役的胜利，也被指责为“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所有这一切，归结到一点是对“进攻路线”的“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
根据周恩来向临时中央的报告记述：会议“集中主要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但是“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但是，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向临时中央的报告中则写道：周恩来在会议结论中虽然“指出前方同志以准备为中心的错误，以及我们对（敌）大举进攻认识不足的错误，但他自己并没有站在坚定立场集中火力反对前一种错误。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但他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
在“左”倾军事路线占压倒多数的气氛下，后方的同志提出召回毛泽东。周恩来鉴于“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积极主张毛留在前方，“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展开而更彻底转变”。于是，他向会议提出两个方案：即取消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制度，“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任弼时等后方同志认为“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且后方的动员和领导亦需要他回中央政府工作”；同时，周恩来也曾经在致中央局的信中反映：过去前方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但“前方组织既不是集中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短”，“因许多不同意见且均系负责者的意见，自然要加以考虑”，“尤令人无所适从”等。因此，这时会上就有召毛泽东回后方的提议。当周恩来提出留毛泽东在前方，或“助理”周恩来或在周恩来监督下负指挥“全责”的两个方案后，“大多数同志都同意”第一种方案。毛泽东因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权信任，也坚决不赞成周恩来的第二方案。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假回后方养病。10月6日，临时中央常委会讨论同意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做政府工作。
10月10日，中共临时中央电示中央局：要采取进攻路线，具体方向由中央局讨论，“并能与泽东同志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12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在王明路线统治下，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交汇下，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铸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但是，毛泽东“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对于自己宁都会议上的历史性错误，任弼时后来不止一次地进行自我批评。1943年11月，他在延安整风时说：“在中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致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发言中，他又检讨说：“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
真诚的革命者，对于自己的错误，也必然会在历史的检验之后，服从真理。任弼时就是这样真诚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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