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领袖陈独秀与蒋介石的博弈

蒋介石：不要长篇大论的打起笔墨官司来

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国民政府特任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他距权力之巅仅一步之遥，可这短短的路途上却横亘着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是汪精卫。在经过一番精心的策划后，他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吓跑了汪精卫，也敲山震虎，给苏联顾问和中共以威慑。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自知目前还离不开苏联和中共的帮助。所以，他一方面向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代表说，此次事件“对人不对俄”，并希望国民党的苏俄顾问鲍罗廷尽快回来。另一方面，他说罪在李之龙，“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暗示他不是针对中共。可是事件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公开了身份的250名共产党员不得不退出国民革命军。

当时，苏联派出的布勃诺夫使团正在广州，布勃诺夫还真以为是“对人不对俄”，甚至还为蒋介石抱屈说：“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他认为在华的外国军事专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中国共产党“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

陈独秀根据这些信息，在《向导》上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文章说，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势力“还很强大”，“今后所有中国的革命势力非统一起来，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并且各部分都很难存在。可是不幸最近广州的事变恰恰和这个‘革命势力统一政策’相反！”针对“此次事变是由于共产党阴谋推倒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的谣言，陈独秀在文章中郑重回答：

第一，照全中国的政治环境，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第二，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第三，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程潜都不是疯子，共产党如果忽然发疯想建设工农政府，单单推倒蒋介石是不够的。

不过，陈独秀还是从中山舰事件中看到了蒋介石的本质。在陈延年详细报告事件经过，且请示共产国际无明确指示的情况下，4月中旬，彭述之受中央委托到广州组织特别委员会，以“自己制定对蒋介石的政策”。这个对蒋政策就是“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就在此时，鲍罗廷由莫斯科回到广州，带回了斯大林指示，中共仍然继续留在国民党内。

鲍罗廷秉承斯大林的意旨，一开始便对蒋介石容忍、让步，他向中共中央做工作说：“在现时的国民党里没有人像他（指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党务整理案’，并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

在鲍罗廷的力挺下，尽管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领导层“不能接受”蒋的整理党务案，可那也只是消极的牢骚而已。最终“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在国民党担任部长的中共党员不得不辞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成了最大的赢家，他的地位扶摇直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

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又能做什么呢？6月4日，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针对其《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员代表演辞》，以大量的事实予以驳斥。蒋介石说：中山舰事件，“我要讲也不能讲”，“太离奇太复杂了”，“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这种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语词，就是故设玄机，向人们提供错误的思维导向，即事件是由中共引起的，这种手法在某种意义上，比开门见山更具欺骗性。陈独秀驳斥道：“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况且，“第一军中实际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这也就难怪上海报界说“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改建工农政府之反响”。

陈独秀还说：“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我们知道我们的党并相信我们党中人，并没有这样的反革命阴谋”。可是，中共却“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至于你所说一个团体有两个主义，是“一定不会成功的”，这是戴季陶的理论，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而在刚刚结束的国民党二大上，你“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

此时的陈独秀十分迷茫。蒋介石已经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可他还以“左派”面貌出现，还是“赤军”领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还对他颇有好感。面对这样的对手，批评起来就不能直截了当，而只能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他继续说道：

国民党既许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张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见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责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说：“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说：“我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如此说来，两主义并不冲突，他们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

蒋介石看了陈独秀的信，自然是点到了他的要害之处，很不高兴地说：“不要噜噜苏苏，长篇大论地打起笔墨官司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我可以再声明曰：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