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陈布雷：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一次补助八千元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叛徒出卖而被捕。这对蒋介石当然是好消息，但是却引来许多人的说情，包括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这些他不得不顾及。况且，他们还是有过一段共事的经历，尽管这个过程不是十分愉快。蒋介石对被捕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从来没有慈悲之怀，比如对恽代英、瞿秋白等，劝降不成就立即下令枪杀。纵是劝降成功，在没有利用价值的前提下，也是格杀勿论，对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即是如此。而唯独对陈独秀是个例外。
军政部长何应钦奉蒋介石的旨意，在军政部会客室审讯陈独秀。审讯的气氛比较温和，陈独秀在给高语罕妻子的信中是这样记述的，“弟在军部受何应钦半谈话、半审问后，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之小纸条，情意殷殷（充满同情心，毫无敌视表示）令人欣慰，四面包围（长官不能禁止），弟真应接不暇，幸而墨尽，才能解围。”这哪里是什么囚犯，分明是大红大紫的明星大腕。
陈独秀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后又改为8年。自宣判之日起，他便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他一人独处，住在一个12平方米左右的单间，内有书桌、书架，室外就是一个小天井，可以读书报和写作，可以在会客室与前来探视的亲友聊天。伙食也比其他囚犯好，每餐都有两菜一汤。夫人潘兰珍也被允许前来探视并照料他的生活。这一切超出常规的囚禁，没有最高当局亦即蒋介石的“恩准”，恐怕谁也没胆量妄自决定。
陈独秀在狱中完成了《金粉泪》56首，这组长诗对许多国民党大员指名道姓地批评，其中就有批评蒋介石的诗句，例如：“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眼明”；“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陈独秀在狱中知道后特别高兴，他让人买了酒和菜，喊来同狱的濮清泉、罗世潘，共同庆祝。他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说着，他端着满满的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报了！”在端起第二杯酒时，陈独秀已明显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呜咽道：“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两酹此一杯！”说着就老泪纵横，痛哭失声。这给一直追随陈独秀的濮清泉留下长久的记忆，几十年后，他还说：“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大怒，但从未见过他流泪。”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使陈独秀提前出狱。他与托派交往的经历，一直是个沉重的包袱，以至演变到由王明、康生栽赃陷害为托派汉奸，这使他十分恼怒。苏联还对蒋介石施加影响，要对中国的托派予以打击。蒋介石何等精明，怎能中了借刀杀人之计，他曾专门发了“委座电谕”说：“凡未实际参加伪组织者，不论谣传如何，均不得称逆。当电中央社及新闻监察所遵办。”蒋介石认为沸沸扬扬的陈独秀托派汉奸乃是“谣传”，不能以汉奸相待。
陈独秀出狱后，完全舍弃了个人恩怨，积极奔走于全民抗战的大潮中。他对胡适和周佛海等人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他的这种做法却遭到中国托派的反对，他们向托洛茨基告状说：陈独秀“拥护蒋介石与国民党在进行革命的反帝战争”，我们“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就在陈独秀到江津不久，刚刚脱离中共而任职国民党军统的张国焘向蒋介石建议，可利用王明、康生制造的“托派汉奸”案，去对陈独秀进行策反。蒋介石以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便派屯兵西北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军统局局长戴笠前往江津拜访陈独秀。
一见面，陈独秀便直截了当地相询，“你们可是奉蒋先生之命前来的”。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缓缓地说：“自从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知两位先生来意如何？”他还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并让寄语：“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战时的大后方，人员密集，物价飞涨，本无经济来源的他过着捉襟见肘、寅吃卯粮的生活。他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微薄的稿酬，大多是朋友及北大同学会的资助，这个倔犟的老人是不甘心接受别人的馈赠，尤其是来自曾经对立的营垒。可生活是残酷的，在万般无奈的情景下，为了生存，他也只能有选择性地接受馈赠，比如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的三笔赠款。这是1940年7月至1942年1月的事情，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二年。一次1000元，两次各8000元，三次赠款都经张国焘转交。一生傲骨的老人多少有些不情愿，在收到第二笔赠款时，给朱家骅致信说：
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赠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
这些颇大数额的赠款，决非是朱家骅个人所赠，这在陈布雷致朱家骅信中可以看出，信中说：“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难，经呈奉谕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这种馈赠，均是以医药费、困难补助费的名义，不附带任何条件，且都是以秘密的方式进行。之所以选择朱家骅，是因为朱家骅与陈独秀同在北大任事，且有一定的私交，对方易于接受，而让张国焘送去，则因为张既是陈的学生，同时又与陈一样曾是中共老人。毕竟是时过境迁的抗战时期，各方力量在统一的环境中，多少已经缓和多了，况且，此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又何必与老而多病的陈独秀较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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