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领袖陈独秀与蒋介石的博弈

陈独秀：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

陈独秀所说“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就含有多年积淀的愤愤不平的怨气。在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他已将蒋介石确定为“将来之敌人”，指出：“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这就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陈独秀的为难之处。

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忧，陈独秀才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中公开提出“革命北伐时期尚未成熟”，担心北伐会给野心家提供机会，他说：“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这些都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文章一发表，蒋介石的反应最为强烈，指责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答复，免致误会。”陈独秀也没被吓倒，而是通过张静江等作了答复：“若政府当局拿神圣北伐的大帽子来压住民众，硬要牺牲他们利益，这便大大的失了北伐之真实的意义了”。又说：“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是无形取消了。”

陈独秀的这些话当然阻止不了北伐。1926年7月，北伐部队向湖南集中，9月7日攻克汉口；北进江西的北伐军一路横扫，进逼武昌。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陈独秀也改变了对北伐的消极态度。但是，他与党内多数同志对蒋介石因北伐而坐大形成独裁的事实，一直没有放松警觉。9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提出了应对的三种方案：“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经过讨论决定“取第二办法”，即迎汪复职，汪蒋合作。

蒋介石得知迎汪复职的消息后，虽恨得“切齿”，但还是隐忍不发，让胡公冕来上海见陈独秀，表示：“请C﹒P﹒（中共的英文缩写——笔者注）勿赞成汪回……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蒋）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甚至扬言汪精卫回他将“决不能留”。陈独秀也明确回答，并给吃了这样的定心丸：“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党务整理案。”

蒋介石一面阻止汪精卫回国复职，一面在北伐途中怂恿、默许反共的暴力活动——赣州惨案、南昌事件、九江事件、安庆事件和杭州事件，枪杀共产党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捣毁省市党部、工会和农协，解散工人纠察队等。正如郭沫若所说，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

陈独秀知道处此乱世中国，有枪就是王，他一介书生，再怎么发作也是秀才遇到兵。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蒋介石的真实的本质。1927年1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提出“用口头不用文字”，让民众知道“蒋实为反革命”。陈独秀也在《向导》发表文章，指出这样一些现象：有人“经过日本帝国主义拉拢，而与北方军阀妥协，以葬送革命”；有人口头禅“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和‘我’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这些不指名的批评，稍有头脑的一看便知是蒋介石。

就在北伐军将进上海前，陈独秀与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主席吴稚晖有过一番对话，吴稚晖问道：“那末据你判断，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有若干年呢？”这位心直口快的中共领袖毫不设防地回答：“二十年足矣！”吴稚晖当场就急了眼：“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只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3月22日，北伐军占领上海，吴稚晖等便于27日来到北伐军行营总部，以陈独秀的话为发难的借口，与蒋介石讨论与共产党分裂的办法。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迎来了北伐军进驻上海，这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可陈独秀的情绪却怎么也振奋不起来。他在中共上海区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要准备继续斗争，我们要看清这个开始的序幕”，“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语焉不详中透露着忐忑踌躇的心理。恰在此时，汪精卫这个为各派政治势力所瞩目的人物，从法国途经苏联，于4月1日回到上海。早在去年10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就通过了《请汪精卫销假案》。汪精卫此时回国可谓适逢其时，蒋介石、吴稚晖等很快将汪精卫包围，情绪极为愤急，再提“对共产党之弹劾”，并要“采断然之处置”。

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已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其中就要求中共千方百计避免与国民党的冲突，即便是蒋介石发动政变，也不得与之公开作战。当汪精卫向陈独秀转述蒋、吴等对中共的担心时，一直与共产国际疙疙瘩瘩的他又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表示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进退维谷的陈独秀正无路可走，现有汪精卫前来转圜，在他看来以一纸宣言就可“解释谣传表明态度”。这正是书生领袖的天真迂腐之处。

可是蒋介石深藏不露，城府在胸。4月7日，他亲自将一面书有“共同奋斗”的锦旗送与工人纠察队，5天后便大开杀戒，开始血腥的清共，是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开列了197人的通缉名单，鲍罗廷列第一，陈独秀列第二。这种对共产党的通缉、追捕、杀戮，遍及全国各地，一直延续到卢沟桥事变。十年之痛，陈独秀失去了最为优秀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怀有党仇家恨的他在这一年写了一首诗《国民党四字经》，其中有：“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清党反共，革命送终。”据云蒋介石读到这首诗，破口大骂，可见刺到了他的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