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陈独秀以其号角性的文章，集聚起一批知识界的精英分子，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早期党首，实乃一介书生领袖；蒋介石早年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后由黄埔军校起家，以北伐胜利居功，进而掌握党政军大权。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竟被时势的惊涛骇浪推至历史的前台，作为代表各自政党和阶级利益的领导者，在云谲波诡的大革命舞台博弈。
陈独秀：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
1923年4月，陈独秀因事来到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谈话间，传来刘震寰因未讨得军饷而将会计主任拘押的消息。孙中山大怒，立即将大本营参谋长蒋介石召来，让严惩此等不法军人，可这也只能是说说而已。正如陈独秀所说：“其实当时所谓孙大元帅、蒋总参谋长都是赤手空拳，此事终于隐忍而去。”这可能是陈独秀第一次与蒋介石相见。
孙中山有鉴于此，才下定决心要创办黄埔军校，以建立一支忠诚于国民革命的军队。1923年5月，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0月，蒋介石又受孙中山命，率领黄埔学生军迅速平定广州陈廉伯的商团叛乱。孙中山建立一支党军的愿望，正在成为事实。
1925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东征，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汪精卫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剑锋直指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陈独秀于10月12日在《向导》发表文章说：
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得失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为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扑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
蒋介石在受孙中山之命考察苏联时，就对苏联红军极感兴趣。据陪同的苏军将领回忆，蒋介石当着许多苏联红军指战员的面，“说了许多夸奖和感到惊讶的话”，称苏联红军“是世界上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他随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的色彩就更呈“赤色”，说什么“我们的国民革命将具有国际性质”，中国国民党倡导的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蒋介石在筹办黄埔军校时，几乎都是承袭苏联的模式，其中最突出的是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他认为党代表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的制度”。他很看重苏联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帮助，黄埔军校在此二者的倾力下，才建成和发展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单位。平定商团叛乱和东征讨伐陈炯明，使人们对黄埔学生军刮目相看，蒋介石的地位也因此节节攀升。
在国民革命的名义下，蒋介石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借助苏联和中共的帮助，在个人通向权力之巅的路上，迈出了最初的扎实步伐。他对此充满感激之情，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们所要仿效的，是俄国的革命党”。“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在全力推行政治部和党代表制时，他限定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担任。
这一切使新老军阀视蒋介石为敌人，帝国主义列强也把他看做“赤军”领袖。而更令蒋介石气恼的是，党内的许多人也对他不满。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对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尽力进行维护，陈独秀多次在《向导》上发表文章，痛斥来自方方面面的攻击，他说：“国民党中又有一班新的右派分子，口头上自称是中山先生的信徒，实际上对于真能为中山主义在广州奋斗的左派，不但心憎腹诽，并且公然致函蒋介石阻其急进”。他批评国民党新老右派对“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的攻击，竟无所不用其极，不惜罗织许多罪名，假造许多谣言”。
此时，共产国际对蒋介石也甚为瞩目。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说：“有40万党员的国民党，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全中国掌权。而它却在思想上表示赞同我们，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为此，共产国际把筹砝押在国民党一边，并专门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其中就说：“广州政府乃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先锋队，成了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这次会议还批准国民党以“同情党”的名义参加共产国际，蒋介石还进入共产国际主席团，成为名誉委员。
国民党一大前后，蒋介石确实赞成并维护联俄、联共，但这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正统和核心，三民主义乃是唯一的理论基础。这些是他安身立命、施展抱负的基础。尽管国民党一大上，他在国民党的地位不如跨党的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和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可是，从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他作为专职的军事委员起，就明白枪杆子的重要性，终其一生都不忘整军经武，牢牢把握手中的枪杆子。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中央成立了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自此他跻身政治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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