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东鸿
一些地方和单位的追悼会
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所在地至各城镇、公社作为“分会场”，先收听北京的现场实况广播，之后举行追悼会。驻乌鲁木齐部队的文存回忆：王洪文的“向毛主席三鞠躬”拖的时间太长，结果我们鞠躬两次后，他“一鞠躬”才开始。我们算是鞠躬五次。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致悼词，“大家心里难过得像刀割一样，许多人痛哭起来，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我的心是沉甸甸的”。
知青康成杰参加了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十三连的追悼会，“这时的心情是何等的难以描述啊！百感千情，千言万语，都汇成夺眶而出的泪水，都铸成一句话：‘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
东北建三江七星农场的群众泪如雨下，有的躺在地下打滚哭……有30多名群众哭得昏了过去，绝大多数是女性。山东营口市追悼大会开始时，昏暗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一片厚厚的乌云随风扑来。默哀时，狂风夹雨倾泻下来，真可谓“狂飙为我从天落”了。默哀后一两分钟，那片乌云又被疾风席卷而去。
陕西宝鸡市追悼大会，有的人边哭边唱：“毛主席啊，你老人家怎么说走就走了啊！”“你是我们的大救星，你走了国家怎么办啊……”会场哭声唱声此起彼伏。贵州大方县的追悼会，高致贤回忆，默哀中“有人哭出声来以后，接着就是许多人放声大哭，哀声动天！谁也不敢劝止，更无法制止……”
福州的追悼大会，晕倒的人很多。知青施晓宇记述：“默哀三分钟时，倒下的人连扶都没人扶，不敢扶。”当时的厦门一中一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全校师生到厦门市工人文化宫广场参加全国的追悼大会。我们随着喇叭向毛主席的遗像三鞠躬，很多人都哭了。‘国悲啊！国悲啊！’邻居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用福州话连声道。”有的公社，当广播里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并播放哀乐时，远远近近的汽车全都鸣笛志哀，会场上更是哭声一片。许多贫下中农在地上打着滚：“毛主席啊，你这一走谁还管我们呀，可让我们怎么活呀……”
对毛泽东的悼念，可以说创造了众多的世界之最，譬如佩戴黑纱的人数之多，佩戴时间之长（有的长达一个月），灵堂之多（仅湖南益阳一县，设灵堂284处，中心灵堂献花圈271个），追悼大会规模之大（“分会场”遍布全国），还有当天下午的全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
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盼望与疑惑
毛泽东逝世后，人们考虑最多的，是今后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又该怎么办。翻译家沙博理的感受是：“谁能想象一个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没有了他，我们该怎么办呢？特别是现在，中国处境如此艰难。”知青徐友渔认为：“中国要大变，也许，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前途也会随之改变。”知青朱箐箐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祖国会不会变色呢？！”有些青年议论，政治局面会缓和一些，不会大搞政治运动了，因为没人具备毛泽东那样的威望。有的人担心自己还能不能调回城市。韶山群众担心会不会打仗。在“批邓”时期，茅盾就担心毛主席逝世后，国家将大乱。
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马识途与知心同事，企图从报纸上的每一条新闻、每一篇文章的缝隙里，每一张照片的背后，看出一点消息来，“我们看到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排序和追悼大会站位，主持人和致悼词人名单，感到忐忑不安。除了华国锋，那一帮子人占优势，如果华国锋被他们架空，失去了最高权力，他们就可以以多数兴风作浪，矫诏夺权”。
军事学院院务部政委董铁城对朋友说：“‘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就准备上山打游击。”
知青张铁生与刘继业9日深夜向辽宁团省委领导汇报思想，表达了对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担心，“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一些人还准备聆听毛主席遗嘱的发表。耿飚认为没有遗嘱：“如果要有什么遗言的话，在毛主席去世后，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及华国锋同志所致悼词中一定会提及的，可是在这些文件中只字未提这件事。”原毛泽东警卫队队长陈长江也说：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过遗言”。
毛泽东逝世不久，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四人帮”的斗争就暗地展开了。在北京追悼大会上，台上的治丧委员会成员当时都想了些什么，无人得知。浩然回忆说：“我和其他成员站在华国锋身后，听着他宣读悼词，看看主席台下海洋一般的人群，再看看主席台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虽然是万里晴空，却隐约感到乌云翻动，变幻莫测，最后在心里暗暗地想：国丧办完，我必须离开北京，回到农村去……”形势变化急骤。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人采取了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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