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重点精心写稿
1928年，中共中央党报的编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央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发通告，对于临时发生的事变只能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拿出自己的意见。1931年初，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下达一个通知，决定改变以往的指导方式，“变过去发表极长的分析政治的通告的方式，而以党报的社论为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的分析与策略的指导……全体同志应根据党报的分析与指导来讨论工作，且必须纠正过去依赖和等待通告的习惯”。这个通知清晰地告诉人们，中共中央党报的每一篇社论都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思想，对实际工作具有毋庸置疑的指导作用，而且党内全体同志都应养成一个习惯，即用党报来指导工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报社论几乎等同于党的文件。这种办报思想在中共党报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此时，陈云作为到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经过几年的锻炼，也积极撰写文章，发表见解。
在苏区：深入调查，以文纠“左”
在中央苏区，陈云通过深入调查，很快发现当地各业中普遍存在机械执行《劳动法》的教条主义，发现工会在开展经济斗争中存在“左”的做法和要求。为此，他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发表在《斗争》和《苏区工人》报上，表明自己的意见。
陈云在《苏区工人》报上发表了《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客观地反映苏区职工运动，交流工作经验，指导与推动苏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在《斗争》上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文章写道：“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为进一步认清问题的根源，寻求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法，陈云还身体力行前往福建汀州进行京果业调查，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最终促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劳动法》作出修改，重新颁布。
据统计，自1933年4月至9月，陈云笔耕不辍，在《斗争》上发表10篇文章，涉及工会工作、领导方式、职工运动等诸多方面，为纠正苏区工作中的错误，指导苏区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延安：剖析典型，整顿党纪
1937年，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开始领导党的组织工作。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为最大程度地补充新生力量，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此后，在中共中央及以陈云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各地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速发展。但是，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党员的成分和思想问题也相继突显，特别是“刘力功问题”的出现，使陈云对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进行了深入思考。
刘力功，延安的一个知识分子，1938年入党，曾分别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当组织安排他去基层锻炼时，他不服从安排，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还以退党相威胁。组织上多次找他谈话并耐心进行说服教育，他却依然拒绝执行党的决定。最终，中央党务委员会开除了他的党籍，并向全党公布。
围绕“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的问题，陈云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讨论，并在1939年5月23日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发表在《解放》第72期上。在文章中，陈云通过剖析这个典型事例，论述了共产党员要加强党性锻炼，特别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引发延安机关和学校的极大震动。“干部学生纷纷从刘力功事件中检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检查是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否遵守党的纪律。”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干部、学生，主动撤回请求；一些分配工作还未到岗的干部，立即打起背包出发。延安一时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区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一个遵纪守法、团结奋进的气氛悄然兴起。
5月30日，陈云在《解放》第73期上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了党员的六条标准：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第五，做群众的模范；第六，学习。这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党员标准的完整概括，对党员队伍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943年又被中央列入22篇全党必读的整风文献。文章所提的六条标准，一直成为广大干部、党员在整风中自我检查、自我批评、自我教育的重要依据。
 |  |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