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迂腐·远见
陈独秀是中共的当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正是他面临的最“现实的事”，两个本就性质不一的政党联合到一起，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与冲突，而他所缺乏的就是应对这种局面的气魄和手腕。国共实行党内合作，中共为防止被国民党所溶化而建立党团，这个做法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力反对，作为中共领袖的他应责无旁贷地给以回击，可他却书卷气太重，反而以推己及人的雅量为对方设身处地地思虑，这就是他的冬烘迂腐之处，更迂腐的事还在后头。据他的好友、国民党大佬吴稚晖于1926年3月26日日记所记，3月6日，吴稚晖在与陈独秀的谈话中询问：“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他竟然毫不防设地回答：“20年足矣？”吴稚晖急了，惊讶地说：“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只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
此时，北伐战争正捷报频传，陈独秀正陶醉着，当吴稚晖试探性地询问时，这位“用不着提防”的书生领袖，就不假思索地答以20年即可实行“列宁式的共产”，殊不知，他的这位老友对“列宁式的共产”深恶痛绝。这就给吴稚晖提供了所谓检举中共的口实。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成为中共领导核心之一。他看到在民族危亡之际，两个原本对立的党派走到一起，完全是历史的机缘。毛泽东十分清楚合作的过程。他始终没有忘记中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既维护合作的大局，又不牺牲本党的根本利益，对借合作之机暗藏溶共乃至灭共的居心，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
蒋介石早就有心借改编之机将红军收编，使中共没有武装，失去根据地。10多年的实际斗争经验，已经告诉毛泽东，与国民党、蒋介石文斗也罢武斗也罢，都要凭实力作后盾。所以，在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八路军的多次谈判中，他一直指示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部分同志以为国民党真的友善，再也不会祸起萧墙，主张红军应该早出动，“全部出动为宜”，甚至有人提出“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等。毛泽东超出常人之处在于，一直站在维护本党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耐心分析。他说，国共两党在阶级上仍然是敌人，所以“党的阶级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他认为国共两党代表着“两种政策，两种前途”，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正是吸取了陈独秀时期的教训，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中牢牢把握中共的独立自主性，在服从总的战略的前提下，不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这样才不致于被国民党溶化乃至瓦解。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