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农民·红军
1927年7月，陈独秀给中央递交了辞职信，自此离开了领导岗位。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已厌倦与国民党论争的“口水战”“笔墨战”，意识到与国民党斗，还是要靠实力和枪杆子，城市不是中共的优势所在。他毅然选择了农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1923年4月，毛泽东在领导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时，发现这些工人原本就是农民，他立即派工会领导成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这个乡有很多农民在水口山矿区做工，受过毛泽东的教育，亲历过水口山矿区罢工，感受过团结起来的力量。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农民就发动起来。9月中旬，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区农工会成立。根据开展农运的经验，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主要介绍农民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中共也曾研究与讨论过农民问题，而将农民运动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却是毛泽东开的头。对于这一点就连张国焘在晚年也不得不真心地佩服。他说：“他（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
如果说陈独秀忽略了农民问题，那显然有失公允。早在1923年7月，他就在《前锋》发表《中国农民问题》，这篇被邓中夏称为“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文章指出：“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国民革命“不可忽视农民问题”。他对农民的经济状况、阶级构成以及所受的压迫，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也给中国农民指出了改变命运的途径，那就是“教育与宣传” “组织消费协社” “组织农民借贷机关” “组织谷价公议机关”和“抵御兵匪、改良水利”及“县长民选”等。虽然如此，他对农民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土地问题、农运问题等缺乏足够的认识。
1924年12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长沙养病。次年2月，来到家乡韶山，走户串门，与乡亲们拉家常交朋友，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除办起20多所农民夜校外，还创办了农民协会，更重要的是在韶山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创办了中共韶山支部。他在韶山时间不长，领导的农民运动却有声有色，走“在各县之先”，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而农运一开始即“作经济政治斗争”，“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
毛泽东认准了中国革命的广阔天地在农村，中国革命的生力军是农民，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可总书记陈独秀却始终对农民运动存有偏见，说农运已经“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1927年1月，毛泽东带着陈独秀所提的这些问题，徒步考察了湖南的湘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并非没看到农民运动的过火之处，但是，他主要是看到了农运的本质和主流，这就是昔日的泥腿子、庄稼汉，如今也在农村挺直了腰杆说话，这是天翻地覆的事情。因此，他得出结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大革命失败前夜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和彭湃、方志敏等将筹划已久的分配土地的方案，提交大会讨论。可是，陈独秀没在大会上提及。“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国共分裂已是大势所趋，“心情苍凉”的毛泽东正在思考和运筹着下一步的革命行动。大革命失败后，就在陈独秀给中共中央一封又一封去信，愤愤不平地辩说时，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创建人民武装——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武装割据。
红军日益发展，工农武装割据已成星星之火时，陈独秀却站出来对红军和苏区大加讨伐。他写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已不是一般地反对武装斗争，也不仅仅是对农民有着“绅士式”的歧视，而是恶狠狠地污蔑红军的社会基础是“灾民、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刀匪”，由这些“极恶劣的分子来革命，便是从好处向坏处革命了”，并说红军的游击战争是“土匪式的骚扰”。因此，“统治阶级骂我们是共匪和匪共并称，都不足为异”。时值国民党对苏区发动“围剿”，蒋介石把这篇文章大量印刷，向江西苏区广泛散发，这就难怪有人说蒋介石对红军和苏区是“武剿”，而陈独秀则是“文攻”。
与陈独秀主张“国民会议”、取消革命的思想背道而驰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牢牢把握枪杆子，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并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中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中共没有军队和根据地，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从谈起。毛泽东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已与这支军队水乳交融、血脉相连，广大指战员也在实战中意识到毛泽东的重要地位，以至在他被排斥时，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也没有多大的减弱。这是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不同之处，也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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