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1922年，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陈独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左一）等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说，陈独秀之所以在政治上不能成功，就在于“他远远缺乏与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各个阶级、阶层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也缺乏中国政治需要的灵活性极强的各式策略和权术，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实力基础（如军队、干部）”，他又“忽视了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主力的地位（所以反对苏区和红军）”，这是他“注定要失败”的主要原因。毛泽东作为陈独秀之后的后起之秀之所以成功，所具备和拥有的恰恰是陈独秀缺乏和忽视的，这正是毛泽东与陈独秀在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
家教·秉性
陈独秀长毛泽东14岁，两人出生环境不一样，所受家教不同，秉性各异。陈独秀不满两周岁的时候，父亲便被瘟疫夺去生命。母亲对他的个性影响极大，她对儿子的唯一要求“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母亲虽没读过什么书，却比较开明，从不拿“忠孝节义”的道德说教来束缚和规范自己的孩子。陈独秀评价自己的母亲很能干，本质上又是个老好人。他说：“有人称赞我嫉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嫉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陈独秀5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嗣父是个举人，曾在东北做过官，少年陈独秀曾随嗣父去过东北，亲眼目睹沙俄士兵随意杀人、奸淫妇女的暴行。这惨烈的一幕幕，对他刺激极深，每每“思之当一大痛哭”，他为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而感到羞辱，誓言“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这种壮烈的民族情怀，贯穿了他的一生。与陈独秀不同的是，毛泽东出生在闭塞的韶山冲。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勤劳节俭，精明能干。父亲对他要求不高，只要能识字打算盘。
当祖父拿着戒尺，硬逼着年幼的陈独秀背诵经书时，只有6岁的毛泽东已经在外祖父家，和表兄弟们一起下地，做些力所能及的零星劳动，较早地知道了稼穑劳作的艰辛。毛泽东9岁才开始读书，虽说书是读得晚了些，可他悟性好，记忆力强，旧时读书人必备的默写背诵的功夫，对于他来说一点也不难。
少年毛泽东读书时就爱思考，他发现一个很多人都忽略了的问题，那就是《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在重温这些小说内容后，他终于明白：“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辛亥革命的前一年，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官府实行残酷镇压，暴动者的头颅高挂在长沙城南门外示众。这一事件轰动整个湖南，也给时在韶山东茅塘读书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事：“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陈独秀显然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农民，在这个年龄段，他在大哥的督促下，整天埋在经书子集里，以预备科举考试。18岁那年，为了“母亲的心愿”，才随大哥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一路进京科考的经历，给他刺激极大，深感科举制度的腐朽与黑暗，这才与科举决绝。由南京回安庆后，他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等文，向清政府提出长江防务的方案。他的这些文章仍然主张依靠皇帝进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
毛泽东13岁就和家中的雇工一样，在田地里劳动，晚上回到家中，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给父亲记账。但他不愿困守在韶山冲，要走出去独闯天下。他知道父亲绝不会同意，而要让父亲放行，再用硬碰硬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聪明的他找来八舅文正莹、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当说客，这些人在乡间很有声望。父亲在他们的劝说下，终于同意他去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背着简易的行囊，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出了韶山冲。
陈独秀自小就缺乏这种圆融变通的心计。儿时为了背书，不知挨了祖父多少板子，年迈的祖父就想听到孙儿的求饶声，可他偏偏不，手打肿了，屁股打红了，心疼得母亲在一旁暗暗垂泪，可是他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愤怒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这种倔强刚烈的性格，以及一条道走到黑的偏执，似乎伴随陈独秀的一生，使他为此吃了不少的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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