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信仰·纪律
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陈独秀和毛泽东都看到了，可在低潮期如何领导中国革命，两个人却指出了极不相同的方向。陈独秀认为，国民党还没有到崩溃的时候，所以，人民“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现在应放弃“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以“不缴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的经济斗争取代阶级斗争。毛泽东坚持武装斗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28年2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然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正在开辟之际，湘南特委派员来到井冈山。
来人下车伊始，便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 “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毛泽东就这样被“开除”出党，成为只担任师长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后来说，当时“开支部会我都不能去，很痛苦的”。他只是感到委屈，并没有丝毫违背组织纪律的言行。
也是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多次给中共中央去信，忘却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继续提出一些早已遭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评的意见。共产国际考虑他的意见及特殊的历史地位，指名让他和另外几位同志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其他几个同志都去莫斯科参加了会议，惟有他却不顾组织纪律，严词拒绝出席会议。更离奇的是，他竟置中央的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于脑后，把他致中共中央的信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公开传阅。
他企图引起对党的路线的公开讨论，这一愿望在当时就被否决了。当他获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信息后，便很快投入到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作为中共创始人的他，在创建这个党时就理应明白列宁主义的政党纪律，党内不能有反对派活动。在中央一再的劝说和警告下，他置若罔闻甚至梗着脖子向中央叫板：“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他公开地追随托洛茨基，明目张胆地建立反对派组织，正如他的老友汪孟邹所说，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很多错误，这是历史的真实。对待这些错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员都是了然在胸，十分清楚，可很少有人像陈独秀那样肆言无忌直至公开批评。他甚至胆大到在给中央的信中要求“公布列宁遗嘱”，而列宁遗嘱的最核心最敏感的内容是 “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此时的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元首，而且也是国际共运的领袖。可陈独秀却毫不顾忌，理直气壮。
在托洛茨基的力荐下，陈独秀当上了中国托派的中央书记，可是自命不凡的年轻的托派们并不把他当回事，仍对他的所谓右倾进行批判，而他的一些另类于托派的思想，又从来不能见容于这些年轻人。他并不在意这些，用他的话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他在审视自己所信仰的思想时，大胆地怀疑，不时地否定，并自诩要用“科学的态度”，“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断言“列宁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他从批判孔子开始，一生信仰和抛弃的主义和思想之多之快，也是罕见的，延至晚年连最后信仰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抛弃了，这就难怪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了。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与陈独秀不同的是，他除如自己所说具有“虎气”外，还有“猴气”，那就是灵活性。中共确定了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斯大林开始担忧起来，立即派王明回中国督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唯恐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见罪于蒋介石，从而使苏联失去东面屏障。王明自以为是钦差大臣，以在武汉的长江局向延安的中央闹起独立。这一点，连赋闲的原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
王明正在势头上，且背后又站着斯大林，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除阐述自己的意见外，尽量避免与王明的正面冲突， 也就是李德所说“除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可另一方面又通过任弼时、王稼祥等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真实情况，从而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
1920年5月，陈独秀、毛泽东相会于上海。陈独秀向青年毛泽东谈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来，毛泽东向斯诺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这些话，给我留了深刻的印象。”陈独秀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毕生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切的出发点与着眼点都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为此，他既能顺势而为，也能在逆境和挫折面前毫不气馁，巧与周旋，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对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一丝一毫也不怀疑，只是脚踏实地的践行着，这就是他与陈独秀在本质上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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