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以笔为剑战而不屈

创办生活书店，不接受胡宗南游说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进犯沈阳，外敌入侵，国事日蹙。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生活》周刊的编辑方针此后相应调整，从“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逐步“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据胡愈之回忆：九一八事变之后，“《生活》周刊逐渐改变了方向，关注和议论起国家民族的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愿望一致起来，刊物更受到读者的欢迎”。

国难当头，国民党当局却宣称“攘外必先安内”。邹韬奋再次严正声明：“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御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1932 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韬奋晤谈。“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韬奋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邹韬奋还强调：“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胡宗南无功而返，前脚刚离开上海，蒋介石又密电发出新指示：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此外，蒋介石不惜亲自出面，直接对《生活》周刊主办单位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等施压。

在“召见”中，蒋介石要求黄炎培责令邹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两难之际，邹韬奋、黄炎培均不愿职教社卷入政治漩涡。经过权衡，邹韬奋决定“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自主经营。这一提议获得职教社方面同意。对于编辑出版言论自由，邹韬奋接连在刊物上撰文：“倘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无法维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听其关门大吉，无丝毫保全的价值，在记者亦不再作丝毫的留恋。”

《生活》周刊虽然独立了，但树大招风。在胡愈之建议下，1932 年7 月，邹韬奋创办了生活书店，拓展其图书杂志出版、发行业务。20 世纪30 年代中后期，生活书店堪称后起之秀，其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立了56 处分店，规模一度超过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品牌。期间，生活书店出版了《文学》《笔谈》《世界知识》《生活教育》《妇女生活》等约10 种刊物，图书近千种，为一般民众编行的《战时读本》和《大众读物》，发行量均超过百万册。全面抗战后，生活书店抓住国共联合抗战的有利时机，先后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数十种著作，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精神食粮。然而，生活书店被查禁的图书同样多达200 多种，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作品。

后来成为文学家的端木蕻良曾与邹韬奋有过交往，据他在《生活的火花》一文中回忆，两人在聊天中谈及生活书店为什么会不断发展壮大，邹韬奋戏称“这得感谢国民党了”。“我们才出几期，他就要我们停刊。但是，广大读者是支持我们的，一订就是一年。这样，生活书店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生活书店应该是属于人民的！”

八年从不脱期的《生活》周刊被封了1933 年1 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邹韬奋的《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6 月，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卓越的领导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消息传来，鲁迅以悲愤心情写下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被迫于这年秋天出国考察，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

邹韬奋出走并未改变生活书店被查封的命运。1933 年12 月初，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周刊。8年从不脱期的《生活》周刊，编辑出版至八卷五十期停刊。邹韬奋出国之前已预料到《生活》周刊有可能被查封。最后一期《生活》周刊发表了他早在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的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记者原不愿和我所敬爱的读者遽尔诀别，故如能在不丧及人格及报格的范围内保全本刊的生命，固所大愿，但经三个月的挣扎，知道事实上如不愿抛弃人格报格便毫无保全本刊的可能，如此保全本刊实等于自杀政策，决非记者所为，也不是热心赞助本刊的读者诸君所希望于记者的行为，故毅然决然听任本刊之横遭封闭，义无反顾，不欲苟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