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以笔为剑战而不屈

“《新生》事件”爆发后提前回国创办《大众生活》

《生活》周刊被查禁后，经胡愈之等人斡旋，决定创办新的刊物，以继承、光大《生活》周刊精神，并提议由杜重远出任主编。1934 年2月，新刊诞生。刊名原拟采用《新生活》，但因当局的“新生活运动”搞得很臭，很可能引起读者误解，于是最终定名《新生》，意寓《生活》周刊“新的生命”。邹韬奋流亡欧美期间，边走边记，创作了《萍踪寄语》等作品，并陆续在《生活》周刊连载，后因刊物被封中断，如今又得以在《新生》周刊继续刊发。

《新生》周刊出版了一年多，到1935 年因刊载《闲话皇帝》一文，引发“《新生》事件”。该文在论述日本天皇时，因有言论把天皇描述为“傀儡”“古董”。文章一经发表，上海的日文报纸以头条新闻宣称《新生》周刊“侮辱天皇”，“妨碍邦交”，有日本浪人举行示威游行，打碎了北四川路上多家中国商店的大橱窗玻璃。此前，国民党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1934 年，当局又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闲话皇帝》一文虽经当局审查，但最终放行。日方借此大做文章，认为《闲话皇帝》出笼，代表了中国政府的某种意图。

日方咄咄逼人之际，国民党当局不顾国人、侨胞反对，刻意退让，委曲求全。最终，《新生》周刊被封，杜重远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不得上诉，立即送监。而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所有参与审查《新生》周刊的人员，悉数被免职。1935 年7 月，邹韬奋在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获悉“《新生》事件”及杜重远入狱的消息后，当即发电慰问，并提前回国。船在上海一靠岸，邹韬奋顾不上跟妻子多说话，转交行李后即雇车到监狱去探望杜重远。两人一见面，话没出口泪已先流。邹韬奋自述：“我受他这样感动，倒不是仅由于我们友谊的笃厚，却是由于他的为公众牺牲的精神。”

当年11 月，邹韬奋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他没有因“《新生》事件”而停止“出版救国”的理想和追求。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邹韬奋高度赞扬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并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国民，都应“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大众生活》还刊发诸多现场的照片，一时洛阳纸贵，销售量达20 万份。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回绝陈济棠“资助”《大众生活》风生水起之际，蒋介石再次派出要员张道藩与刘健群进行劝说，地点在邵洵美家。张道藩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刘健群为复兴社的总书记。结果可想而知，两人再次碰了“钉子”，没能把邹韬奋“拉下水”。邹韬奋随后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领导权》一文，驳斥了刘健群“惟命是从、惟上是听”的“领袖脑壳论”。

蒋介石此时仍未放弃争取邹韬奋的努力，他决定亲自出马，约邹韬奋到南京面谈，并安排杜月笙陪同往返，以便让邹韬奋安心。考虑到邹韬奋彼时已加入全国各界联合执行委员会，是执行委员之一。前往南京与蒋介石面谈，怕双方闹僵，不如不见。第二天，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去南京火车站接人，未果，只能原车返回。不料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半路车子翻了，弄得戴笠满身污泥，狼狈不堪。邹韬奋事后写道：“在他们看来，我大概是一个最不识抬举的人！”三年后，邹韬奋在重庆才得知，蒋介石此次约他“当面一谈”的目的，是要他像陈布雷一样，做“文胆”第二。“敬酒不吃吃罚酒”。果然，1936 年2 月，《大众生活》只出版了十几期即被查封了。但是，仅仅3 个多月后，邹韬奋即在香港创办了《生活日报》，以“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为宗旨。胡愈之曾在《邹韬奋与〈生活日报〉》一文中写道：“殖民地的新闻检查，却比在半殖民地的蒋管区要宽大一些。例如‘帝国主义’不能公开写出来，写成‘□□主义’就可以了。至于要求抗日救亡，要求民主等等，在国民党地区是要作为‘危害民国’罪惩办的，而香港政府则置之不问。这也是韬奋决定到香港去办报的一个原因。”

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的时候，广东军阀陈济棠特地派副官接他到广州面谈，事后还要送3000 千元，邹韬奋同样谢绝。由于交通不便，报纸难以及时送达内地读者手中，飞机轮船常常误期，一份报纸到上海有时需7 天，时效性不强，还不如迁回上海办报。在坚持出版近60 期后，邹韬奋最终决定停办日报。

身陷囹圄仍创作出《经历》等作品1936 年11 月22 日凌晨，正当邹韬奋仍在为新创办的《生活星期刊》构思社论选题时，一阵急促、凶猛的打门声打破了清晨的安宁。门打开后，5 个人一拥而入，邹韬奋被捕了。不久又传来消息，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与沙千里这一夜也在上海被捕，由此引发了轰动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他们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负责人。

“七君子事件”爆发之初，各界即展开营救。延安《红色中华报》以《反对南京政府实施高压政策》为题，报道了邹韬奋等人被捕的消息。文章指出：“这种行为实为全国人民所痛心疾首的，全国人民决不会为南京政府的爱国有罪政策所威胁而坐视中国的灭亡，必须再接再厉，前仆后继来发展正在开展的全国救亡运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此案应“郑重处理”。冯玉祥等在南京征集10 万人签名营救运动，“以表示民意所依归，而促南京最高当局之觉悟”。宋庆龄等人还表示要陪“七君子”一同坐牢，直到大家释放为止。罗曼·罗兰、爱泼斯坦等国际人士同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放人。在法庭审判中传讯邹韬奋时，他昂首阔步，在答复审问时，声调慷慨激昂，仿佛在群众大会上作演讲，驳得法官哑口无言，全场陪审律师则频频起立声援邹韬奋。

邹韬奋被捕后，胡愈之坐镇编辑部，边听同事汇报庭审情况边写特稿———《爱国无罪案听审记》，然后分发给上海各大报刊，生活书店连夜又将“听审记”印制成书，免费发放。尽管民愤汹汹，当局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七君子”关押了200 多天，直到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才释放出狱。虽然身陷囹圄，邹韬奋依然笔耕不辍，接连创作了《经历》等自传性回忆录，编写了《萍踪忆语》《展望》《读书偶译》等文稿，总计30余万字。沙千里后来回忆：邹韬奋“全部时间差不多用在写作方面”，“任何外面的吵扰，对他都不可能发生影响，即使我们在打球的时候，他也在球场旁边一只特制的写作藤椅上运笔如飞地写作他要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