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以笔为剑战而不屈

拒绝生活书店与正中书局“联合”

邹韬奋刚出狱，又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该刊随后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与此同时，当局对邹韬奋出版言论的压制也更加严厉。

1938 年，当局颁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要求所有出版物须重新送“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发给审查证，印在封底上，才能出版。根据其规定，除了“本党及各级党政机关之出版物”之外，都不能“原稿审查手续”。针对这些倒行逆施，邹韬奋接连在《全民抗战》上发表了《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等文，明确指出：“采取审查原稿的办法，对于舆论的反映及文化的开展实有莫大的妨碍”，“我们所诚恳希望的是在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下，予耳目以相当范围视听的自由，而不加以过于严厉的限制与束缚。”

在国民党参政会上，作为参政员，邹韬奋接连提出“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相关议案，但当局并未采纳。“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会”刚成立的时候，邹韬奋一度亲自造访，与审查会负责人理论，并“抢救”出一些被当局认为“应予免登”的文章。后来邹韬奋再去“抢救”稿子的时候，遇到的却总是蛮不讲理的总干事，对于邹韬奋的正当要求，对方每次都官腔十足，百般刁难。邹韬奋不得不“实行了战略上的自动撤退”。

1939 年重庆遭日军大轰炸后，邹韬奋从冉家巷搬到学田湾衡舍，和国民党“CC 系”代表陈果夫毗邻而居。有友人问他为何如此安排。邹韬奋颇有感慨地说，一来合适的房子难找，二来可以让这类老爷们亲眼看到我们每天都忙着干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韬奋在反动派的诽谤面前，是心怀坦荡、无所畏惧的。”而在大轰炸期间，邹韬奋带到防空洞的随身物品，除了读者来信，往往就是作者稿件。

时局动荡，生活书店的境遇也越来越险峻。1939 年4 月，西安生活书店被当局查封，财物、现款等被洗劫，有店员遭逮捕。此后，各地生活书店遭搜捕的事件不断发生。邹韬奋一再向当局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交涉，都推说是“地方事件，不是中央政策”。在交涉过程中，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戴笠都找邹韬奋谈话，劝他加入国民党，均遭到了拒绝。

1940 年6 月，国民党派出3 个会计专家突然来书店总管理处查账，检查是否领取共产党津贴，结果毫无所获。来人不甘心，第二天又找生活书店同事谈话，邹韬奋义正词严地指出：“书店的事情一概由我负责，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在这里服务的同事，我有责任保护他们，不能随便找他们谈话。”对方只好退却。黔驴技穷之时，国民党主管文化出版的刘百闵出面，提出生活书店应与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成立总管理处，请邹韬奋主持，管理所属3 个出版机构，各店对外的名称保持不变。但邹韬奋表示，所谓联合与合并，不过是消灭与吞并的别名罢了，绝对不能接受。刘百闵还想以投资入股的方式打入生活书店，并派两个人挂个空职“监督”，让政府放心。此议同样遭到拒绝后，刘百闵摊牌说，这是蒋总裁本人的主意，不能违反，还是接受为利，否则到时将“全部消灭”。邹韬奋毫不退让：“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与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我的主意已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谈判就此破裂。最终，生活书店只剩重庆等地分店仅存，其余50 多家分店均遭封闭。

“皖南事变”社论被禁，开“天窗”抗议当局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邹韬奋也为《全民抗战》撰写了社论，指出事变并不是单纯“军令”、“政令”问题，不能否认在实质上是党派斗争，要解决这一问题，要求“从根本上加强民主政治，巩固抗日党派的精诚团结与合作”，国难当头，发生这种事件，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该社论在送审时被“国民党审查判了‘免于刊登’的死刑，送进了棺材，只好开个天窗”，以示抗议。夏衍曾在《韬奋永生》一文中写道：邹韬奋办刊物的特点是抓“一头一尾”，头就是社论，尾就是“读者问答”。他主编《大众生活》的时候，每一期的社论几乎都是亲自执笔，并在写作前后在编委会上听取编委们的意见，还广泛咨询不同领域的专家，如国际问题求教乔冠华，经济问题听取千家驹意见等。在邹韬奋看来，“刊物没有社论，等于一个人不讲话，要讲话，那么既不能讲错话，也不该讲得含糊不清。”至于读者来信，“他每一封都看，看了之后挑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来亲自作答。”

面对刊物屡遭封杀，失望之余，邹韬奋经与周恩来等人商议，决定再次转移阵地，转道桂林坐飞机去香港，继续出版事业。邹韬奋所乘飞机起飞后两小时，蒋介石“坚决挽留”的密令就到了。然而，随之爆发的太平洋战争，致使香港被日军侵占，邹韬奋的出版理想再次被击碎。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邹韬奋与柳亚子等文化名人混在汹涌的难民潮中离开香港，暂时潜伏于广东山区。此后，国民党特务在广东四处活动，蒋介石的密令内容也变更为“就地承办，格杀勿论”。最终，出于安全考虑，邹韬奋只得避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环境下的斗争生活。